结合《诗经·卫风·伯兮》,举例说明"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摘要：《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总体上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他主要反映了人民大众苦于剥削和压迫、苦于战争和徭役；反映劳动、婚姻、生活、以及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等。 赋、比、兴是《诗经》独特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在《诗经》的许多篇章中都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同时赋、比、兴也体现了《诗经》的诗歌艺术，对构造诗歌意泉、创造诗歌意境、表达诗人情感起到很大作用。
关键词： 艺术手法 《诗经》 赋 比 兴
赋 、 比、兴是《诗经》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而且是《诗经》中独特的表现手法，对于后世的影响颇大。最早提到 “ 赋、比、兴 ” 的是《周礼-春官》： “ 太师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曰兴、日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 这里的 “ 六诗 ” 指的是以音律配合的六类乐歌。汉代《毛诗序》将 “ 六诗 ” 改称 “ 六义 ” 。后人将 “ 赋、比、兴 ” 视为《诗经》的三种典型的表现方法 *1 。
一、 《诗经》中赋比兴的概念及其演变。
“赋”、“比”、“兴”是《诗经》中常用的手法：
（一） 、 “赋”的表现手法 ： 赋的本义是贡赋 ，“ 赋为土地所生以供天子 ” 。诸侯向天子献上贡赋之时必须开具清单，面面俱到，清楚明了，以供天子接受时按清单点收。贡赋的物品都是祭祀所用，必须一一铺陈，排列于神位之前。后来，这种物质的排列逐渐转化成语言文字的排列。从此， “ 赋 ” 成为一种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以 “ 直接铺陈 ” 的方式把人和事、情志和外物完整地表述出来。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之 “ 六诗 ” 是将 “ 赋 ” 解释为 “ 铺 ” ， “ 直铺陈 ” 。唐代学者孔颖达在疏解《毛诗》大序时认为 “ 赋则直陈其事 ” ， “ 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 ” 。
（二） 、 “比”的表现手法：“比”，就是比喻，比拟，借代，夸张等，不是单纯的比喻，包括的面较宽，这就 如 朱熹所说的“以彼物比此物也”。
（三） 、 “兴”的表现手法：“兴”就是朱熹所说的“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兴”的意思是“起”，是托物寓情，是寄托，是联想，其作用是含蓄、蕴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有些情感如果直言表达，容易穷尽。把情感寄寓在形象之中，让读者不知不觉地从形象中受到感染，产生意味无穷的效果。

二、 赋比兴在《诗经》中的运用及其类型
〈一〉、 “赋”即“铺” ，是陈述铺叙的意思。

《诗经·卫风·伯兮》里的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诗一开篇，写一个女子用自豪的口吻在描述她的丈夫。“伯”本是兄弟间排行的第一位，也就是老大，这里转用为妻子对丈夫的称呼，口气中带着亲切感。这位丈夫值得骄傲的地方在于：一则他长得英武伟岸，是一国中的豪杰，同时也因为他非常勇敢，充当了君王的先锋（由此看“伯”身份，当是贵族阶层中的武士）。而骄傲的来源，主要恐怕是在后一点上。假如“伯”虽然长得高大英武，在战争发生时却畏缩不前，妻子就没什么可以公然夸耀的了。——其实，一般人所知道的光荣，也就是社会所认定的光荣，个人在这方面是没有多少独立判断的能力的。

〈二〉、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

就像“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第二章，写自从丈夫出征，妻子在家就不再打扮自己了，任由头发——女性身体最富装饰性的部分——零乱得像一蓬草。这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情诗最典型的表达方法，如“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徐干《室思》），“终日恹恹倦梳裹”（柳永《定风波》），“起来慵自梳头”（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等等，不胜枚举。这是以对女性的美丽的暂时性的毁坏，表明她对异性的封闭，也即表明她对丈夫的忠贞。不过，作为军人的妻子，这种举动还有进一步的意味。在古代，妇女是不能上战场的，因此妻子对从军的丈夫的忠贞，实也是间接表现了对于国家的忠贞——这就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群体——国家的要求。假定一个军人在前方冒着生命危险打仗，他的妻子却在后方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走东家串西家，哪怕并无不轨之举，他也不能够安心。这不仅对于家庭是危险的，对于国家也有极大的不利。所以，社会尤其需要鼓励军人的妻子对其丈夫表现彻底的忠贞。此诗不管是出于什么人之手（它可能是一位妇女的自述，也可能是他人的拟写），这样写才是符合上述要求的。后来杜甫的《新婚别》写一位新娘对从军的丈夫表示“罗襦不复施”，还要“当君洗红妆”，好让他安心上战场，与此篇可谓一脉相承。

诗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否则不能打动人；但诗人的感情也并非可以尽情抒发的，它常常受到社会观念的制约。拿《伯兮》来说，如果一味写那位妻子为丈夫的报效国家而自豪，那会让人觉得不自然——至少是不近人情；反过来，如果一味写妻子对丈夫的盼待，乃至发展到对战争的厌恶（这在事实上绝非不可能），却又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所以最后它成为读到的这个样子：对亲人的强烈感情经过责任感的梳理而变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与哀愁，但并没有激烈的怨愤。由于此诗所涉及的那种社会背景在中国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它的感情表现也就成为后世同类型诗歌的典范。

在艺术构思上，全诗采用赋法，边叙事，边抒情。紧扣一个“思”字，思妇先由夸夫转而引起思夫，又由思夫而无心梳妆到因思夫而头痛，进而再由头痛到因思夫而患了心病，从而呈现 出一种抑扬顿挫的跌宕之势。描述步步细致，感情层层加深，情节层层推展，主人公的内心冲突以及冲突的辗转递升，既脉络清晰，又符合人物的心理逻辑，使人物形象具有饱满的精神内涵。同时，诗情奇崛不平，充满辩证色彩。
关于此篇的题旨，《毛诗序》解释为：“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反（同“返”）焉。”意思就是：理想的政治不应该使国人行役无度，以至破坏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实际所谓“刺”在诗中并无根据，不过作者所表达的儒家政治理想，却是符合诗中女主人公的愿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