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阶级问题

阶级的概念是马列主义的经典所在，按照马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阶级斗争史推动历史进程发展的重要动力（不要笑，机械分析中国古代史，有点小道理）
中国古代社会分层，按照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商人确实是最低一层。最低一层，不要以为不重要，在卡利斯马型的崇拜社会里（马克思韦伯的观点），处于最低一层的商人是最没有政治民主可言的阶层，他们也许腰缠万贯，但是没有政治权利，比如不能当官（除非朝廷有人要卖官鬻爵），比如子孙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意味着封锁了一条未来做官的道路），还有一点，中国古代没有商品经济的概念，是小农社会，自给自足，无需更多的商品来家用，使得商人的市场相对狭小，因为缺乏政治权利，他们的销售环节被严格控制，比如在哪里做生意，做到几点就必须收摊，要交重税（汉武帝为了攻打匈奴，搞重税和告缗算缗，使得国家无富商，商人的money都流进国家腰包里），国家在很多领域实行国家经济全权控制，比如盐铁、开山铸钱，很多资源属于国家，而富商不得染指，再这样的环境下做生意，富二代是比较少的，看古代史书记载，士人可以凭借科举之路保证一代又一代去做官，但是商人，哎，富不过三代啊。否则吕不韦干嘛要投资秦始皇呢？还不是因为做生意没有政治保障嘛，你当了丞相，操控嬴政，才能使得你的商业王国更加强大，否则。。。还有隋末太原富商武士月也积极加入李渊阵营，图的是什么？有更多利益呗，以后还有机会封官，改变自己的阶级属性，为此把宝贝女儿都送进宫里——武则天。只是到了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商人义利观念才被逐渐扭转，清末西方思想的侵入，改变了很多，国退民进，民族资本主义兴盛，那是后话了

是的。每一段时间都有自己的社会需求，而这种社会需求是因社会需要而定的

现在人看起来好像是商人挺重要的。
在古代的每一个时期，都基本地位很低微。

因为在古时候生产力水平低下，所以政府必须提倡人人以耕种为主的重农抑商政策。而且，在封建社会的早期，以家庭为主的自给自足农业并不能有剩余的劳动成果用于市场上的交易，所以，商业也并不是跟我们现在一样重要。再者，在封建社会的后期，生产力水平已经大幅提高，此时，商人便开始谋求自己的政治地位（因为此时有钱了），这时候，很多士族便被商人贿赂，商人的地位便不能完全被政府政策所限制了。虽然此时的政治制度却依然沿袭前朝的重农抑商，但是已经并不能完全限制商人的社会地位了。这一切的改变都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制度并不随着生产力水平发展而改革所造成的。

一、引言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从秦国著名法家人物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中农措施，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
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商鞅变法积极推行农战方针，采用各种手段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西汉初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汉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中国宋代、明代中期后都不重农抑商，所以这个时期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改朝换代后，资本主义萌芽，改朝换代后，资本主义萌芽消失了，重新开始了重农抑商。 但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国家财政收入也从商业税中得到了很大的补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而在这时，统治者认为商品交换不能够创造新的财富，对商业发展并不采取鼓励政策。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把商农发展对立起来。并在重农抑商政策思想的指导下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还经常以各种方式对商人进行盘剥，这虽有利于国家统一，巩固中央政权，却破坏了工商业的正当经营，遏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这样就失去了其产生之初的进步性，而在此，本文想要着重试析中国古代传统重农抑商政策，从各个方面来寻求该政策形成发展的原因及在此政策下各方面所受到了影响。

二中国古代传统重农抑商政策
（一）重农抑商政策的发展
1、战国时期秦的商鞅变法中的重农抑商
秦汉时期（前221——220），是中国古代经济向前发展和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他包括秦、西汉、东汉的历史。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西汉是继秦朝而出现的强大的统一王朝，东汉又是西汉王朝的继续与发展。为了巩固大一统帝国的经济基础，秦汉各朝都推行了重农抑商经济政策。
最早提出重农抑商并加以实行的是著名法家人物商鞅。
材料一 重农抑商，凡是努力从事农耕、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仓除徭役。作为奖励。禁止弃农经商，凡是弃农经商或懒惰而平穷的人，要罚做奴隶。
——川教版历史教科书七年级上册
材料二 “努力本业，耕织致栗帛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奴隶”。 ——《史记》

2、西汉初休养生息，实行轻徭薄赋，发展农业生产
秦之汉兴，汉承秦制，西汉时期仍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西汉前期，对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是不遗余力的。其重点主要放在保护和提高生产力，采取多种办法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西汉政策一再颁发“劝农”诏书，鼓励人们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并且“开耕田”，恢复周代天子亲耕田的仪式，以为倡导，从汉文帝二年至汉景帝元三年（前178——前141）的37年中，共颁发劝农诏10次。这些劝农诏对形成重农的社会风气有一定的作用。西汉的重农抑商政策，既有对秦的沿袭，继承的一方面；同是又有着不少重大的，根本性的变革。西汉重农抑商政策已经抛弃秦王朝那种农不离战的特点，而把重农同治国、安天下结合起来。
材料一 （景帝下诏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
——《汉书??景记》 材料二 汉高祖和他的后继者汉文帝、汉景帝等，吸取秦亡的教训，减轻农民的徭役、兵役和赋税负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文帝、景帝奖励努力耕作的农民，劝诫百官关心农桑。每年春耕时，他们亲自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
——人教版历史教科书七年级上
3、三国曹魏组织农民垦荒，兵士耕田
材料一 196年，曹魏在许一带屯田获得成功。第二年，曹操下令推广军屯和民屯。经济相对落后的江淮，河南两地屯田较多。曹操通过屯田，基本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也使流亡农民有了安居之所。
——华东师大版历史教科书七年级上册 材料二 太祖（曹操）一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于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栗，仓廪皆满。
——《三国志》

4、唐太宗轻徭薄赋，发展生产
材料一 唐初社会经济凋敝，洛阳以东直到沿海,“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全国人口锐减，政府掌握的户口不到隋朝全盛时的1/3，唐太宗采取了减轻农民负担，发展生产的措施，农业连年丰收，出现了“马牛步野”，斗米不过三四钱的繁荣局面，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
——岳麓版历史教科书七年级下册 材料二 （唐太宗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也”。
——《贞观政要》

5、元世祖重视发展农业
材料一 忽必烈推行重农政策，即位之初就发布诏令：“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下令把许多牧场重新恢复为农田，禁止掠夺人口为奴，朝廷还设立专门管理农业的机构“司农司”，规定以“户口增”“田野辟”“赋役平”作为衡量官吏政绩好坏的标准。忽必烈还诏令司农司编写《农桑辑要》，刊行四方，取得显著成效。
——北师大版历史教科书七年级下册 材料二 （忽必烈劝课农桑）行之五六年，民间辟种艺之亚，增前数倍。
——《农桑辑要?序》

6、清朝推行“重本抑末”政策
材料一 康乾盛世时的帝王??对内坚持“重农主义”的政策。压制打击工商业，鄙薄科学技术，严重摧残近代化因素的萌芽。
——北师大版历史教科书七年级下册 材料二 （清庸正帝说）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有此数，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兼收倍或，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朕观四民（指士、农工商）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商皆其末也，今若于器用服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士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

梁启超曾说：“中国历代变法繁多，仅只限于农耕而已”，其实我们从以上材料中不难发现，中国封建社会重视农业生产的同时又有着“抑商”的因素。如战国时期秦商鞅变法，西汉“天下以平，（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史记》。明清时期江南手工纺织业繁荣，清朝顺治间政府却下令“一户所领之织机不得逾百张，以抑兼并，过则有罚”，致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

?二?重农抑商政策的表现
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主要表现在：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商业为末业；
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
三、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
四、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对重要行业采取官营，不许商人染指；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穿衣，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等等。
（三）重农抑商政策形成的原因
1、经济方面：适应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需要（根本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为此，历代统治者把农业当着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通过发展农业，封建国家可以增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统治者认为，发展工商业不如经
营土地使生活有保障。还会加剧劳动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封建社会传统治国主张。
2、政治原因：有利于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统治者认为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安定民生，从而有利于稳定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其规律为:农业发展→农民生活安定生活水平提高→社会矛盾缓和→稳固统治；或者：农业发展→治民→治国）也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和市场，农业是国家富强，实力雄厚的源泉，又是国富力强的标志。农业也为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如汉武帝用兵匈奴，如没有西汉前期农业的发展，钱粮的充足是不可想象的。特点一：重农抑商，商王非常重视农业，祈求神灵河伯海神降雨以获得丰收。如；李俚认为“尽地力之教”要求“治田勤谨”加强农业生产，商鞅的“农战政策”的重农抑商的思想，重农思想到西汉初，已经达到顶峰，特点二：重农抑奢。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在论述重农思想及政策时都会涉及抑奢问题。重农思想的另一内容是孝弟力田论，它是在重农抑奢的基础上形成的。特点三：耕读结合的思想。
一个国家或政权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和统治阶级利益所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于人们来说拥有土地可以榨取巨额财富，且地租收入较稳定，是发家致富的最好手段；同时对封建国家而言，农业的发展可使人民安居乐业，人丁兴旺，使同库粮仓充盈，即可内无粮荒、动乱之虞，也可外无侵扰之虑。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立国之本”，而把商业（有时也包括手工业）当成“末业”来抑制。
与此同时，在封建帝国看来，私人工商业主一方面通过商品交换与高利贷盘剥农民，另一方面商业活动丰厚的利益回报又吸引着相当一部分农民“舍本趋末”，从而大大消弱了王朝的统治基础。
3、文化原因：即“重义轻利”观念和中国一向重视农业的传统思想（士农工商的排列顺序）的影响
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由于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民之生计和国家的兴衰和存亡，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着大事来抓，努力督促和组织农业生产，随着农业在社会经济中越来越占重要地位，我国古代的重农思想也日益发展起来 ，到西汉时期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
和其他农业文明相同，传统中国社会也是歧视商人的传统儒家思想把人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农为本、商被视为四民之末。
4、有利于各方利益的均衡
一、君主的利益计算
封建君主专制政体赋予君主个人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利，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把国库视为私产，由君主一家一姓世袭私有，但国家利益并不等同于君主利益，一个最富强的国家并不意为着君主利益实现最大化，卢梭曾说：“国王的私人利益首先就在于人民是软弱的贫困的，而且永远不能抗拒国王。”中国农村的小自农耕结构，因其分散性和固定性，恰是君主专制的土壤。也是君主榨取财富的主要源泉。商人势力的任意发展，对自耕农结构的破坏是决定性的。一方面，商人通过放贷，控制粮价等手段，使很多自耕农在市场波动中破产。另一方面，商人为了分散风险和提高社会地位，会将经济所得的利润，大量用于买房置地，从而加剧农村土地兼并进程，挤压自耕农的生存资本，因而，君主为了维护自生利益，就必须重农（保护自耕农）和抑商（催抑土地兼并，打压价格投机）。
二、官员的利益计算
在中国少见的重商派人士当权时(如王安石、桑弘羊)，重商政策即使得到了君主的首肯，也会受到中央到地方官员的一致阻力。这有中国官员深受儒家典籍的熏陶，从思想上排斥商人的原因。但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更符合官员自身利益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一方面，中
国封建社会有着“士农工商”的地位排列顺序，农工作为分散孤立的小生产者，其力是不足以挑战“士”的统治地位。唯有商人阶层，由其广泛的交游，灵活的头脑和惊人的财富聚敛能力，如不利用政治特权加以限制，势必会对封建官僚统治程序构成威胁，历史上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进程也恰如此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各朝大多实行官员低俸禄制。以微博薪俸来满足开支以大为不宜，要满足儒家礼教规定的种种等级需要。二是设法压低商人的生活标准。这些政策不仅是为了“辱商”，也是出于使“士”的生活标准能够超过“商”。从而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严肃性的需要。至于“重农”，同君主一样，官僚阶层的统治和薪俸来源主要也在于农村的自耕农。自耕农结构的稳定是其生存的必备条件。因而从官员的角度讲，提倡“重农抑商”有百利而无一害。

三农民的利益计算
从字面上说：“重农”当然对农民有益，但“抑商”也大大抬高了农民转行经商的机会成本。假如没有重农抑商政策，由于“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农民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理应弃农经商。这势必导致流通领域人力过剩，而农业生产领域劳动力不足。而农业，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在灾害频繁，生产力不发达的中国古代，劳动力流失将成为国家粮食生产、粮食安全致命威胁，一旦爆发饥荒。最可能的受害者也只能是无权无势的农民。国家通过重农抑商政策，一方面最提高务农收益，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尽可能提高经商成本，使农民失去经商兴趣。这对农民而言，从短期看，“重农”时务农的平均收益仍要求小于“不抑商”时从商的平均收益，重农抑商使农民的短期利益受损。但从长远看来，由于它保证了务农人数，减少了饥荒发生概率，因而对农民仍是有益的。

四、商人的利益计算
从短期看，商人社会地位被限，可谓时时受压，步步被制。抑商使商人利益遭受了莫大损失。重农抑商政策是使中国的商人势力无从壮大，以致资本主义无法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因。商人依然是重农抑商政策的长期受益者。商人基本有着贪婪和短视两大致命弱点。贪婪性要求其无限扩张，不折手段地将社会财富尽可能集中到自己手中。短视性使用漠视被剥削者的基本生产、生活需求，以“杀鸡取卵”的手段对待困境中的小民，使其大量破产。如不对商人势力加以限制，在生产力低下。生产结构单一的中国古代。由此引发的矛盾和仇恨将一发不可收拾。中国的“抑商”措施，不足以使商人的扩张停顿，只是减缓了其财富集聚的速度。从短期看对商人不利，但它也大大拉大了商人的成长——顶峰——衰亡生命周期。使中国出现了一批如晋商、徽商这样世代经商，延续长至五百余年的商业家族。如不在政策上加以克制，这些家族势必早已物极必反，盛极而亡。“抑商”反而能使商人的事业得以延续长久。至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要求，重农抑商政策是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不可能反而对社会基础起决定性作用。

五、国家的利益计算
国家是由以上四大部分组成的，在分别分析了四大部分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后。有必要对其整体利益也加以分析。一个王朝从建立到覆亡，大致要经过以下阶段：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王朝建立）——财富逐渐从底层集中到上层（经济发展）——两级分化明显（盛极而衰）——原有秩序被打破，财富再次分配（王朝覆亡）。
资料来源：三亿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