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国抵抗的灵魂——丘吉尔
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时首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带领英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巨大胜利的英国首相,和罗斯福、斯大林同为“三巨头”而矗立在世界史册上的历史伟人,一个二战同盟国中的“麻烦制造者”,一个伟大的作家、政治家。第一个提出建立联合国架构、坚决反对社会主义,最先提出“铁幕”这个冷战象征性词汇的西方国家政治领袖。
一直以来,大家对他为什么能够在二战开始后成为英国的战时首相,它有着什么样的性格,这个爱好大号雪茄烟和香槟酒的人性格上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些性格是怎么形成的十分感兴趣,在这里我试图从一些他成长的点滴中找到一些答案。
作为英国贵族,丘吉尔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丘吉尔家族选择的族徽“忠诚,然而却不走运”,至今仍是该家族的座右铭。而温斯顿•丘吉尔似乎没有逃出这个家族格言的控制,始终忠诚于他的大英帝国,同时也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中跋涉。
在丘吉尔心中,他的祖先马尔巴罗公爵是一位令人崇敬的历史伟人;丘吉尔对他身上所具有品性和才能的赞美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马尔巴公爵约翰•丘吉尔对本文的主人公温斯顿•丘吉尔的一生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对于丘吉尔成长为英国二战期间卓越的领导人具有关键性作用。他的品性和行为成为丘吉尔的楷式,他的丰功伟绩成为丘吉尔的奋斗目标,他在英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培育了丘吉尔对祖国、对历史的沉重责任感。
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生于1849年,是马尔巴罗公爵七世的第三个儿子,按照英国法律,马尔巴罗公爵的爵位和领地应由其长兄乔治•丘吉尔继承,伦道夫自己只能在政界、军队、殖民地行政当局或者宗教界寻求出路。伦道夫在牛津大学毕业之后,决定向政界寻求发展。在进入政界之前,他遇到了自己未来的妻子,美国百万富翁伦纳德•杰罗姆的女儿珍妮。两人一见钟情,很快便确定了婚姻关系。珍妮的父亲伦纳德•杰罗姆早年是一名外交官,曾任美国驻的里雅斯特领事。以后转而从商,成为《纽约时报》的老板之一,同时还做房地产生意。这种贵族和富商的双重家庭背景,在给丘吉尔带来很大帮助的同时也给他以后性格的养成带来很大的困扰。优越的家庭条件,使丘吉尔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是也断绝了他和普通群众一起生活的道路,少年时期很少听到反对意见的他,慢慢形成了自己独断的性格。丘吉尔一直被政敌嘲讽的两个地方也是由于他优越的家庭条件导致的,这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坐过公共汽车,即便是伦敦最发达的交通工具地铁他也只坐过一次,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受不了与陌生人面对面的尴尬;第二个嘲讽他的地方是他除了会顺利的点燃手中的雪茄外,连牙膏都挤不到牙刷上。由这两个例子,我们不难发现丘吉尔在性格方面存在的缺陷,他是一个害羞、自我保护意识很强,而又不愿意做一些小事的人。在这方面,他的祖先马尔巴罗公爵对他的影响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他一直坚信自己是一个肩负着国家重任的人。
丘吉尔的母亲珍妮是一个一直被流言蜚语围绕的青年女性,富裕的家庭条件使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干她喜欢的任何事情,因此她热情、富有爱心而且喜欢热闹。这使她能够迅速的融入英国上层社会,并使自己处处受到重视,但同时由于保守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观念不同,因此珍妮总被人视为不守妇道,包括丘吉尔的出生也极具传奇色浅。丘吉尔是在珍妮参加一个舞会时出生的,那是他才刚七个月,年轻的母亲因为喜欢热闹而忘记了自己有孕在身,激烈的运动,让以后在政坛上被讥讽为急躁的孩子提前来到了人间。母亲对孩子性格的影响是巨大的,珍妮的这种性格可以说也给丘吉尔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优越的家庭条件造成了珍妮任性、豪迈的性格,她喜欢参加各种聚会,也喜欢举办各种聚会,这使她能够在上流交际圈中受到广泛的欢迎,但也养成了她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而丘吉尔继承了她的这个性格特点。在伦道夫•丘吉尔去世后,虽然珍妮的家庭经济状况有些拮据,她仍然没有改变过这一性格。上流社会在丘吉尔家中的聚会,为少年丘吉尔涉足政坛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使他很小的时候就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少年时代的丘吉尔 @w& GKt
温斯顿•丘吉尔的从政之路应该从他小时候一次意外受伤导致脑震荡说起。因为受伤,寄宿在学校的丘吉尔不得不在家长期休学,而他的家庭英国上层社会各种聚会不断,这使他很早就得以接触各种团体对政治的讨论,特别是控制议会的贵族在谈论政治时必然会有自己的看法和对策,而这一切不仅使丘吉尔早早认识到了权力的力量,也使他产生了对大英帝国实力的无限崇拜,长时间的耳濡目染让他早早的就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少年时代他已经能够对政治发表自己的看法。在他父亲辞去财政大臣后,他曾对自己的母亲说“父亲辞去财政大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由于家庭因素,丘吉尔少年时期就能够进入下院听会,也是这段经历让他学会了辩论的技巧,并树立了对政敌必须针锋相对的政治习惯,他把在下院学会的辩论技巧在生活中、朋友圈内反复使用,直至纯熟。在这期间,他的权力观也逐步形成,在他眼中政治就是权力,而获取权利的优势最重要的莫过于对未来的设计和想象。这种权力观一直左右着他的一生,为他带来了无限的荣耀,也给他带来很更多的坎坷。
和所有富裕家庭的孩子一样,温斯顿和自己的保姆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甚至有传言说他的父母其实并不喜欢他,所以才把他送到了寄宿学校,但丘吉尔本人对此从来持反对看法。他认为到寄宿学校上学,使他很早就得到了独自生活和独自面对困难的锻炼,对于锤炼他的意志大有好处。但寄宿学校的生活确实让丘吉尔饱受磨难。7岁那年,温斯顿•丘吉尔被父母送到位于阿斯科特的一所名为圣乔治的贵族子弟寄宿学校去读书。这里的教育方式极其刻板,方法非常严厉。丘吉尔认为:“它们的残酷甚于内务部所设任何感化院中所能忍受的责罚。”
由于性格倔强,温斯顿当然也逃不掉类似的遭遇。但他决不屈服,极力反抗,在挨打时拼命哭叫、踢打,有一次甚至把校长的硬草帽踩得粉碎。他心里非常痛恨这里的一切,十分怀念自己家里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后来还是他的保姆爱维莉丝特太太在他身上发现了多处受虐待后留下的伤痕,通知了他的母亲后丘吉尔才得以转学到布雷顿一所由汤姆逊两姐妹办的学校中学习。新学校里的环境要宽松得多,尽管温斯顿•丘吉尔执拗、倔强的性格依旧,但他不再受到体罚了。小时候的这种经历一方面使丘吉尔十分厌烦刻板的管理方式,另一方面也让他更加感觉到权力的可贵,要想不受欺负必须具备一定的实力。但他倔强的性格却始终没有改变,哪怕自己受到皮肉之苦,也绝不向强权低头,这个性格最后让他的对手十分的头疼。
优越的家庭条件使丘吉尔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1888年3月,他13岁多时结束了在布雷顿的学习,到哈罗公学去接受进一步的教育。进入哈罗公学之前,温斯顿必须参加一次入学考试。校方希望通过考试,了解一下他在希腊文、拉丁文、英文、历史、几何和数学等方面的学习程度。但他在临考时似乎过于紧张,所以发挥得不够好。尤其是他不喜欢的拉丁文课程,在考试时需要他把一段拉丁文翻译成英文;当时他却头脑发蒙,仿佛一片空白,在2个小时中只在考卷上写了一个字,加上括弧,又用墨涂上,再打上一些点;结果交了白卷。此外,他的数学成绩也很差。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学校录取了。哈罗公学的年轻校长韦尔顿博士显然不会将地位显赫的伦道夫勋爵的公子拒之门外。丘吉尔后来在回忆这段生活时写道:“我刚满12岁便走进冷酷的考试领域,这对我是一种很大的折磨。我愿意参加历史和英文测验,在主考方面却偏重拉丁文和数学。而这两门功课,我几乎都不能给以满意的答案。”温斯顿在哈罗公学期间的学习成绩很差,也几乎一直是倒数第几名。虽然经典语言是一门主课,但他固执地不愿学习拉丁文。他一向对自己不感兴趣的学科不愿花功夫,成绩自然也好不起来。而且他性格孤僻,落落寡合,自制力很差,不能遵守学校制定的行为守则。为此校长曾给予他警告处分,而他竟敢公然表示反抗。校长说:“丘吉尔,我有很充分的理由对你表示不满。”温斯顿立即针锋相对地回答说:“而我,先生,也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对您表示不满。”由此可见丘吉尔身上的反叛精神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立性格。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宁可交白卷也绝不学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而他在下院学习到的诡辩技巧到这个时候已经被他使用的娴熟异常了。同时,家族实力的显赫再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追求权力的信念。
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学员丘吉尔在这个年龄阶段,温斯顿的外祖父伦纳德•杰罗姆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困惑不已,受人歧视的时候,他的外祖父对他总能表现出豁达的乐观。老杰罗姆总说:“让他去吧!男孩子在找到了可以显示才能的场合后,自然会变好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对自己爱好的学科,比如历史,他充分地显示出足够的学习才能,也能取得优异的成绩。此外,他继承了父亲的非凡记忆力。有一次,他背诵麦考利关于古罗马的一本书,背了1200行竟然毫无差错,令老师和同学们为之惊叹不已。他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台词;当老师在讲课时引述《奥赛罗》或者《哈姆雷特》有了误差时,他总能发现并加以纠正。这段经历使他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只有在这个方面他能够让别人佩服自己,才能展示自己的才华。而这又为他成为一个作家,为他以后极具蛊惑能力的演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外祖父这种豁达的性格也使他今后在面对德国入侵、美苏尚未对德作战的艰苦时期也保持了良好的心态。
出于对文学和历史的爱好,丘吉尔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毕业出来后,曾经有一个时期系统地研读了大量的经济学、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其中包括亨利•福西特的《政治经济学》、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莱基的《欧洲的道德》、麦考利的《英国历史论文集》、柏拉图的《共和国》和温伍德•里德的《人类殉难记》等著作。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丘吉尔认真研究了《政治年鉴》,使自己能够更多地了解当时国内政治生活的现状。这期间的学习,使丘吉尔更加明白了历史和史实对于政治的重要诱导作用。由于对历史的深入研究使他对于政治的认识更加清楚,对于社会存在的问题看得更加透彻,而这一切都为他最后成为英国的战时首相铺平了道路。丘吉尔是一个十分善于思考的人,他凡事总要提前准备,对自己的未来不断的设计规划,哪怕是一次演讲他都会准备得十分充分才会上台。这种性格为他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正是他认为自己应该担负起振兴大英帝国的责任,所以他很早就对一战后的《凡尔赛和约》进行了反复的研究,而这种深入的研究使他意识到了德国的危险,发现了《凡尔赛条约》中的巨额赔款只不过是一纸白条。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写道“福煦说的对,这(凡尔塞和约)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的休战!未扑灭的普鲁士武士的火焰将会再次燃烧起来!”
正因为他提前发现了德国的潜在危险,所以在纳粹扩张开始后,他成为了一个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他是西方国家第一个反对纳粹的人,他采取一切手段和方法,四处奔走呼吁英国政府警惕纳粹主义,并撰写了大量的反纳粹文章,建议英语国家联合起来反对纳粹主义。在这个时期,他不断地锻炼自己演讲的技巧和能力,对于每句话,每个词,每个重音都要进行认真的琢磨和联系,在演讲中什么表情、什么手势都反复演练,才造就了一个在演讲上造诣高深的丘吉尔。而以上种种都说明了丘吉尔是一个总能提前做好准备,总能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的人。
刚刚从军校毕业丘吉尔踌躇满志 应当说,邱吉尔父亲在政坛上的沉浮对他的影响十分巨大
,每当温斯顿想起父亲短暂而杰出的一生及其悲惨的结局,他总是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也正是因为他父亲在政坛上的遭遇,使他立下了从政的志愿,他要在自己的人生中创造出比父亲政治生涯中所取得的更为辉煌的业绩,实现父亲未竟的遗愿。1895年的大选引起了丘吉尔的高度关注,他从这次大选中不断的吸取经验,为自己在今后几年内参加类似的竞选活动预作准备。此时的丘吉尔对政治已经由了一个清醒的认识,此时他果断的性格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毅然从部队退伍,走向了政界。他在后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玩弄政治游戏是一种极好的把戏,一个高手在真正置身于其中之前,磨砺则是十分必要的。我越是研究军事,就越喜欢它,也更加确信,这非我之所长。”
此时的温斯顿•丘吉尔已经显露出了自己对政治的准确感觉,他即不热衷追求眼前权力,把政治作为一场游戏,但又十分投入,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情和每一个对手。这对他投身政治大有益处。虽然此时到他登上政坛,其间他还有很长一段路途要走。但是这种准备无疑是必须的,当温斯顿当选战时首相后,他说:“没有大规模的战争,我就无法大显身手,出人头地,在这场政治危机中最后的多事之秋,我的内心是平衡的,我深深地感到了一种欣慰,因为我终于获得了指挥全局的大权,我觉得我是幸运的人,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为了这一时刻,为了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的一种准备罢了。”
丘吉尔应该是一个作家,一个文人,这个独特的身份是他具有别人没有的独特眼光和尖锐而深刻的思想。他曾经简练地概括过自己的思想,他说“一个人的生命毕竟总得钉在行动的或思想的十字架上”。也就是说他一直认为人的思想是自由的而肉体是受到思想禁锢的。在写作风格和用笔技巧上,丘吉尔受到了吉本、麦考利等大师的深刻影响。在他后来的写作生涯中,曾有多部作品被人们评论说与麦考利的风格十分相似,而丘吉尔则对此引以为荣。丘吉尔的文章问题视角独特,文笔尖刻辛辣,观点鲜明而具有战斗性,因此他的文章受到了当时英国民众的喜爱。丘吉尔在文学方面取得的成绩来自于他所在部队驻守印度期间,那时丘吉尔给伦敦《每日电讯报》和印度《加尔各答先驱报》撰写了大量稿件。在这些战地报道中,丘吉尔站在英国军方的立场上,处理得颇有分寸。他以流畅的笔调,生动地描述了他曾亲眼目睹并投身于其中的战斗场面,及时为读者提供了有关英印部队军事行动的新闻报道。其后,温斯顿出版了自己第一部小说《萨伏罗拉》,这部小说,其实是年轻的丘吉尔的政治宣言。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丘吉尔在场景描写的基础上对人物性格的刻划和对其内心世界的揭示。书中描述了在总统府门前的广场上枪杀游行群众的场景,紧接着又以深入细腻的笔触对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作了充分展示。丘吉尔写道:“斗争、劳动、一连串的事变、舍弃轻松愉快生活的许多东西,这是为了什么?人民的幸福,他很少感兴趣。他做一切事情的主要动力是虚荣心,他无力抵御它。他理解并珍惜一个艺术家在生活中追求美好事物的喜悦,也理解并珍惜一个运动员从自己的活动中得到欢快的乐趣。怀着哲学家的平静心情生活在美丽的公园里,远离人声嘈杂的地方并且完全摆脱各种事物,这当然安逸、舒适。但他还是认为,他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他的天性是狂暴的、强悍的、勇猛的。充满抱负、动荡和不安的生活才是他唯一可以接受的生活。他应该一住无前。”这其实就是丘吉尔的内心,他对于所谓的人民的幸福并不真正的关心,他关心的是如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怎么才能追求到生活的乐趣,他认为自己的天性是狂暴的、强悍的、勇猛的。这段心理描述勾画出了丘吉尔的完整形象,他在23岁写作《萨伏罗拉》时是这样,他在半个世纪之后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时也是这样。为了满足自己无限的虚荣心,舍弃了生活的欢乐,准备踏着最艰难的道路勇往直前。正是这种虚荣心成了丘吉尔一生的推动力。因此虚荣心重也是丘吉尔的性格特点之一。英国著名的政论家和国务活动家查尔斯•狄尔克曾说
“我知道的虚荣心最强的人除了十九世纪末的英国首相罗斯伯里外,还有温斯顿•丘吉尔 。”
还有传记作家在丘吉尔的传记中,曾引用了一个当年广为流传的笑话。据说在《萨伏罗拉》问世50年之后,一次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丘吉尔走进下院的吸烟室,坐在一位新当选的议员旁边,向那位议员问道:
“年轻人,你也许想知道究竟是什么鬼力量使我投身于政治吧?”
那位年轻的议员回答说,当然想知道。
丘吉尔对他说:“是虚荣心,年轻人!是赤裸裸的虚荣心!”
这个笑话可能不具备生活的真实性,但传记作家之所以引用它,或许是认为它多少包含着一定的艺术真实,对于读者理解丘吉尔的性格具有典型意义。
应当肯定地说,上述传记作家的说法都不无一定道理。但若是将丘吉尔一生中取得巨大成功的内在动力主要归因于他的赤裸裸的虚荣心,则是片面的甚至是偏执的。这种状况是由于这些传记作家囿于政治的或党派之争的偏见而形成的。
年轻的英国军官
丘吉尔的独特经历练就了他对战争的特殊敏感。1899年9月,他预感到英国同南非的两个由荷兰布尔人建立的独立共和国——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之间的战争即将爆发,于是同《晨邮报》商定,他以该报记者的身份采访南非战事,报社同意他对自己的文章保留版权,并允许他拥有选择采访地点和表达自己意见的充分自由。因此丘吉尔在对这次战争中,对英军战略战术的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但对布尔人却十分肯定,这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议论,尤其引起了军方的不满。但这也恰恰说明了他正视现实,勇于承认错误的勇气。
丘吉尔在南非战争中的冒险经历,不仅给他提供了大量写作素材,也使他成为当时英国名声极响的年轻作家,这种名气为他以后参加选举积累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为他参加竞选获胜铺平了道路。1900年10月,丘吉尔当选为奥德姆地区的保守党议员。从1901年2月起,丘吉尔开始在下院履行自己的议员职责,就在进入议会仅4天后即作了他的首次演说,在演说中他发表的看法与保守党主张把英布战争进行到底,严厉对待布尔人的反抗这一路线是相悖的。评论者们认为,丘吉尔的演说不仅显示了他具有精深的军事知识,而且有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深刻独到的见解。也有人认为丘吉尔反对扩军提案是对保守党人的一种独特的报复,因为保守党人当年将持相同观点的伦道夫勋爵推下了政治舞台。还有人认为丘吉尔反对扩充军备和增加军费开支的观点是与他维护并加强英殖民帝国的立场相矛盾的。公正地说,这些说法是由于不能透过表象去真正理解丘吉尔,甚至是由于政治偏见而歪曲了丘吉尔。但不管怎么说,丘吉尔总算走出了自己踏入政坛的第一步。
走入政坛的丘吉尔
丘吉尔对财政和经济问题并不熟悉,这是他从政的一个严重的缺陷,但他的聪明之处在于,他能够虚心地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并把它变成自己的见解。1903年张伯伦在伯明翰发表了主张实行关税壁垒政策的演说后,他与父亲生前的好友、当时的财政部常务次官弗朗西斯•莫沃特爵士进行了磋商,并听取财政部其他官员的看法,尽量获得关于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的权威性指导意见,并将这些意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自己的观点。这充分说明了丘吉尔善于用人,善于综合其他力量自己服务的本领。但在政坛上光靠聪明是不行的,有时还必须勇敢,必须赋有冒险精神。赌注要多高就可能有多高,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成功或是失败。政治舞台以外的人们,或是新来政界的人们往往不明自政治上冒风险的独有的特性。生意上冒风险是伤脑筋的,但是至少有些科学仪器能部分地预测到可能的结果。但是,在政治上冒风险却要依靠魄力、直觉和适时地作出决定的能力。而这种性格和能力丘吉尔并不缺少。1904年丘吉尔采取果断行动。他“越过”下院,从保守党转向自由党。他的许多朋友们公开地指责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机会主义者,是利用人民飞黄腾达后又加入一个企图破坏英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党派反对他们。这次冒险使丘吉尔成为上流社交界的流浪儿,而不久前就在这个圈子里他被捧为有卓越潜力和无限前程的年青人。他被称为“布伦赫姆鼠”并且突然发现他在伦敦的大多数最上流的家庭中不再受欢迎了,但这些并没有将丘吉尔打倒,他坚强的走在通向自己人生目标的道路上,丝毫没有迷失和失去信心。而这种坚韧的性格也终于给他带来了美好的回报。
年轻的内阁大臣
1908年2月12日,坎贝尔—班纳曼首相突然中风,而且复原无望了。他的继承人阿斯奎斯开始筹划组建新内阁,丘吉尔担任商务大臣。因为阿斯奎斯将商务大臣地位提高到内阁大臣这个等级,所以丘吉尔就在1908年4月进入内阁,时年33岁,成为英国政府近50年来最年轻的内阁大臣了。这么年轻就进入内阁,让丘吉尔感到春风得意的同时,也对自己本身有了更高的认识。他说:“我们都是虫蠕。”又说:“而我确实认为我是一只萤火虫。”
丘吉尔对社会主义的极度反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有一次,他把自由党的主张与社会主义者的主张进行了仔细比较,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猛烈攻击。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极度反感让他在后来与苏联的合作上,在二战后期战争结束世界格局形成上都对社会主义国家极尽反对之能事。他认为
“社会主义是要将富有者拉来,自由党的政策则要使贫困者上升;社会主义主张毁灭个人利益,自由党则主张维护个人利益,并且要通过唯一可靠和公正的方式加以维护,这就是说,通过把个人利益与公共权利协调一致的方式来进行;社会主义的原则是窒息进取心,而自由党的原则却要将进取心从特权与偏见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而这种对社会主义的蔑视则主要和他贵族出身有着十分重要的关联,在他的内心贫苦人终究是贫苦人,可以通过富人、贵族去改造他们,但绝对不能让他们在现在的情况下站到与贵族一样高的位置上来。
至此,一个完整的丘吉尔的性格初步形成了。尽管自此以后他还经历过很多困难,但整体的性格雏形已经基本固定,其后发生的只不过使他更加老辣而已。他一生为自己命运不可动摇的直觉所驱使。他使有些人激怒,使更多的人受到鼓舞。他追求决心要得到的事物时,勇往直前、执着坚韧,无论他听到多少个“不”字,他都会坚持到底。他一直坚信自己对大英帝国付有责任,他坚定的反对共产主义,他身上有政客的诡辩、有文人的浪漫,有记者追求真相的执着,有一个战士的勇敢,更多的是坚强。
他赋闲后又被任命为海军部长后,海军部发出的第一条命令是:丘吉尔回来了!可见人们对他的拥护。
他为了保住密码盒的秘密,在德军“月光奏鸣曲”计划实施当晚,独自承受了内心对考文垂人民的歉疚,在明知25万人生命将受到威胁时,为了英国的利益而故意放弃考文垂,展现了他内心的无比坚强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
在任何苦难面前他都能坦然处之,即便是在对德最艰苦的时期,他也没有被压倒,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惯,每天晚上十点上床,并且规定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在他早上起床前叫醒他。
在法兰西战役最激烈的时候,他预见性的提出保证英国安全的根本在不列颠的天空,让德国人不能顺利进入英伦三岛就要保证制空权,因此法国提出需要战斗机支援时他立排众意,保留住了保证不列颠天空安全的战鹰。
在不列颠空战开始后,面对国内一些失败主义的言论,他再次预言英国必胜,他说因为空战是在我们上空,我们的飞行员可以跳伞,保住飞行员就保证了胜利,德国人在这里只能是被俘或者死亡,他们会越来越少。这种理性的分析和豁达的性格和他青年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在英国独立面对德国入侵的时候,他的热情和勇敢感染了英国人民,让大家迅速从张伯伦的软弱政策中走了出来,在他的感染下英国人乐观向上,团结一心终于取得了不列颠空战的胜利,阻挡住了德国军队前进的步伐。
PS:丘吉尔他更是一个英国主义者,无论是在开辟第二战场中他提出的地中海计划,还是在设计战后世界格局时他勾画的三角凳体系,无不是在为大英帝国考虑。他制造的所有这些麻烦,都是因为大英帝国需要。
丘吉尔其实小时候挺纯真,但政坛能污染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一般都很讨厌政客,如果没有丘吉尔这样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的混蛋政客,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会打得不可开交吗,巴基斯坦和印度会分裂吗?
性格有先天和后天建议楼主可以看下丘吉尔的成长史。
他属于外向型很圆滑,有时又坚韧,他以前是海军大臣 在野党 但他后来又投奔到主政党派
丘吉尔的创意,坚强和不安分,恰恰满足了不断受到德军沉重打击的英国人民的心理需求。越困难越冷静,绝不退缩,心理学讲,意志是一种主观的努力,它的力量的基础来自动机。动机越强烈,意志越坚定.他带领英国人民坚持抵抗,直至最后的胜利.
丘吉尔的风格在许多人眼里是“不能令人放心”的。对于政客来说,童心似乎是与权谋相对的一种特质。好在有了丘吉尔,他的一颗童心和由此而来的热情,让人们看到了政治与文学、战争与浪漫的完美结合。丘吉尔的老朋友、曾反对过他的艾默里写道:“丘吉尔是大家一致认为永远不能成为首相的人,可是他也是在这危急关头获得大家一致欢迎,被认为是惟一可能出任领袖的人。
外向,人不可貌相。去看他传记电影,贴木演说丘吉尔,他的一颗童心和由此而来的热情,让人们看到了政治与文学、战争与浪漫的完美结合。丘吉尔的老朋友、曾反对过他的艾默里写道:“丘吉尔是大家一致认为永远不能成为首相的人,可是他也是在这危急关头获得大家一致欢迎,被认为是惟一可能出任领袖的人。
外向型性格
内向的好男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