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1279年—1368年）是中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中央政权的封建王朝，由于元初蒙古贵族废除科举制度，又将百姓分为蒙古、色目、北人、南人四等，南人最贱，从而造成江南文人“学而优则仕”美梦的破产。为吐露胸中的不平，文人以画寄托思想成为风尚，给元代绘画带来了以文人画为主流的重要转折。同时，元代南北一统，疆域扩大，各民族间的美术交流日益频繁，涌现出一批酷爱中原传统书画的少数民族美术家。
元初以赵孟頫、高克恭（回族）等为代表的士大夫画家，提倡复古，回归唐和北宋的传统，主张以书法笔意入画，因此开出重气韵、轻格律，注重主观抒情的元画风气。元代中晚期的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及朱德润等画家，弘扬文人画风气，以寄兴托志的写意画为旨，推动画坛的发展，反映消极避世思想的隐逸山水，和象征清高坚贞人格精神的梅、兰、竹、菊、松、石等题材，广为流行。文人山水画的典范风格至此形成。
文人画大师赵孟頫
如果说苏轼是文人画的积极提倡者，那末开文人画风气的当推元代画家赵孟頫（1254年—1322年）了。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二世孙。他生于宋元鼎革之际，在半推半就中入元廷做官，却遭到皇室的猜忌与防范，而又无法摆脱朝廷的笼络与利用。心情十分矛盾和痛苦，乃将精力倾注于对艺术的追求，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已任，诗书画印、音乐文学无所不精，终于成为一代艺术大师。
赵孟頫的书法不拘一格，篆、隶、楷、行、草，皆能运笔自如，潇洒秀逸，有“松雪体”之称。他的绘画，凡人物、山水、花鸟、鞍马，皆墨韵高古，或以书法入画，博采晋、唐、北宋诸家之长，以气韵生动取胜，所绘《鹊华秋色图》，有唐人之致而去其纤，有宋人之雄而去其犷。
赵孟頫除技法全面外，他的绘画讲求表达思想内涵，如所绘马图，乃是借千里马不得志，只能充作皇家禁苑点缀太平的宠物，来抒写自己羁栖元廷、不得重用的尴尬处境。他的墨竹，则表白自己的清高。山水画含有寄趣林泉、向往自由的情感。为了使画面寄托更多的思想，他还含蓄地题诗作跋，将文人画的表现形式推向新的高峰，书卷气更为浓郁。
作为美术理论家，赵孟頫在《松雪斋集》中主张“以云山为师”，“作画贵有古意”和“书画同源”，为文人画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赵孟頫的书画作品流传海内外，为各地博物馆和收藏家珍藏，他的名字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而且被国际天文学会用来命名水星环形山。
少数民族美术家高克恭
元初画坛上流传着“南赵北高”的佳话，将南方的赵孟頫和北方的高克恭（1248年—1310年）相提并论。
高克恭为色目人，他曾与赵孟頫同时在北京任职，后来两人又在江南共事彼此结下深厚的友谊。受赵孟頫影响，高克恭对书画的兴趣与日俱增。他悟性极高，善作山水、墨竹。尤其喜爱董源、米芾的画风，卷面云烟流动，淡雅有致，富有诗一般的韵律，生机盎然。
如《云横秀岭图》以大设色绘云山烟树，远处岭高入云，雄伟挺拔，岩壑幽深，气势撼人；山顶青绿横点，莽苍葱郁，龙脉起伏，绵延天际；画面中部的云烟，流布飘逸，充满动感，既增添了山势的奇伟，又具有莫测之势，令人遐思不已；近处孤亭傍湖，溪流潺潺，丛树掩映，动静相宜，颇有情趣。全图笔法粗中有细，墨色层次丰富，立体感与质感皆很突出，与董源、米芾两家技法合参，别开生面。
他的墨竹既重形，又重神，孤高清秀，出人意表，虽是写竹，实是写人，落笔潇洒，秀雅中人，赵孟頫称其人品高，胸次磊落，故所作看似游戏，却能不流于俗格。在元代各民族文化大融合、文人画发展的进程中，他和赵孟頫的美术成就都是足以令人称道的。
元四家
元代中晚期活动于江南的黄公望（1269年—1354年）、王蒙（？—1385年）、倪瓒（1302年—1374年）、吴镇（1280年—1354年），因皆在笔墨技法上成就卓著，画山水以寄托清高避世的情感，对文人山水画典范的形成作出贡献，而在画史上被称作“元四家”。
黄公望出身小吏，所作山水以疏体见长，用笔简远，若不经意，平淡天真之趣溢于画卷，流露清高隐逸的思想。他的《富春山居图》，纵33厘米，横长约630厘米，村舍隐约，渔舟出没，林峦森秀，笔墨苍简，颇得富春江两岸烟波浩渺、坡峦清润的情趣，被誉为“画中《兰亭序》”。
王蒙出身官员，为赵孟頫的外孙，所作山水以密体见长，布局充实，结构饱满，用笔多变。皴法丰富，厚重繁密。
如《清卞隐居图》，重山复岭，密树流泉，气势苍郁；图上采用披麻皴、斧劈皴、牛毛皴和解索皴等多种手法，层层积累，多至数十重，极富质感，沉郁深秀，苍茫雄浑，将归隐避乱、寄趣林泉的情感渲泄无遗。明人董其昌称王蒙“力能扛鼎”，评此画为“天下第一”。
倪瓒出身富豪，作山水以“二岸一水式”构图见长，善用干笔皴擦，好作折带皴以见坡石的跌宕。他的作品不绘人物，简远平淡，具有超尘绝俗的韵味。如《渔庄秋霁图》近处坡石上植数株枯木，中景不着一笔，空阔平淡，是为湖水，远处山坡如带，境界萧疏，空旷中含有孤傲之气，被视为元画逸品的代表。
吴镇出身清寒，孜孜绘艺，不求闻达。所作山水、人物、花鸟，以湿笔见长，粗头乱服，淋漓浑厚，而淳朴天真，充满野逸之趣，以寄托自由不羁、归隐江湖的志向。作有《渔父图》等。
诗书画印题跋与梅兰竹菊松石
在文人画兴起的元代，绘画已发展成为文人寄托情趣的艺术。才气横溢的文人除画物寓意外，还写诗填词于画上，解释画意，抒发情感，典雅含蓄，意趣无穷；有的画家更为直露，索性摆脱诗词格律的束缚，信笔在画上题句跋文，直抒胸臆。书法或奔放，或秀逸，或朴拙，或工整，与绘画笔墨风格相融，起到图文互补、增强艺术效果的作用。此时治印多用圆珠文；闲章、名印，或白文，或朱文；形制或方或圆，或长或扁，或肖像，或形物；有的押脚，有的起首，在素纸绢绫上与书法黑红相映，虚实互见，赏心悦目，给绘画增添了妙趣不尽的书卷之气。
梅、兰、竹、菊“四君子”与松、石也成为文人画家喜爱的题材。梅花凌寒而开，兰花香而不艳，竹子四季长青，菊花傲霜吐香，松树挺拔常绿，石头坚硬难犯，它们皆被文人画家用作坚贞、清高的象征，以喻君子之风，尤其在民族矛盾较深的元代，更成为画家借物抒情的画题。许多画家擅长“四君子”与松石，如王冕的墨梅、管道升的兰花、李士行的竹子、钱选的菊花、曹知白的松树、倪瓒的秀石，都较为著名。在当时的文化界中，这些作品都有不言而喻的效果。此种风气绵延多年，以至形成传统，虽然历代寓意有所不同，但以梅兰竹菊松石象征高风亮节的风气，至今不衰。
富丽堂皇的永乐宫壁画
元代文人画虽属画坛主流，但民间画工画也不寂寞，尤其是元廷宽容的宗教政策，促进释、道、伊斯兰教绘画的发展，其中山西芮城道教永乐宫壁画最为著名。
泰定二年（1325年）完成的永乐宫三清殿《朝元图》壁画，总面积420余平方米，画了近300位天神在朝见元始天尊时的情景，构图宏阔，场面雄伟。其中8个主像皆作冕旒帝王装，雍容大度，配以仙曹、玉女、香官、使者、力士、五岳、四渎等神象，分三至四层安排；奇踪异状，四合如堵，坐立翘企，浑成一体；人物作重彩勾填，细部采用填金沥粉加以突出，线描飘逸自然，动挫有致。全图红绿相间，富丽高华，而一切众灵莫不风神俊爽，挂壁行云，情采奕奕，充满仙气。
约于至正十八年（1358年）完成的永乐宫纯阳殿《纯阳帝君神游显化图》壁画，作连环式介绍吕洞宾一生的活动，依民间传说，共分降生、赴考、得道等52幅，其中《钟离权度吕洞宾图》尤为精彩，钟离权的谆谆相劝，吕洞宾 的反复思虑，皆在眉宇、姿式中得到淋漓地表现，惟妙惟肖。
最后的重阳殿，描写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的一生活动，计壁画49幅。
永乐宫三清、纯阳、重阳三殿的精彩道教壁画，其严谨的装饰趣味与浪漫的文学情调，东方宏伟的气魄与细腻的描绘，既是元代民间画工高超技巧的象征，也是十四世纪宗教绘画发展到高水平的重要范例。
听说过“窦娥冤”不？这个就是出自元朝的时候，关汉卿写的！
关汉卿的杂剧内容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弥漫着昂扬的战斗精神，关汉卿生活的时代，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的剧作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现实，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气息。既有皇亲国戚、豪权势要葛彪、鲁斋郎的凶横残暴，“动不动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的血淋淋现实，又有童养媳窦娥、婢女燕燕的悲剧遭遇，反映生活面十分广阔；既有对官场黑暗的无情揭露，又热情讴歌了人民的反抗斗争。慨慷悲歌，乐观奋争，构成关汉卿剧作的基调。在关汉卿的笔下，写得最为出色的是一些普通妇女形象，窦娥、妓女赵盼儿、杜蕊娘、少女王瑞兰、寡妇谭记儿、婢女燕燕等，各具性格特色。她们大多出身微贱，蒙受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凌辱和迫害。关汉卿描写了她们的悲惨遭遇，刻画了她们正直、善良、聪明、机智的性格，同时又赞美了她们强烈的反抗意志，歌颂了她们敢于向黑暗势力展开搏斗、至死不屈的英勇行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奏出了鼓舞人民斗争的主旋律。关汉卿是位伟大的戏曲家，后人列为元曲四大家之首。1958年，曾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在中外展开了关汉卿创作700周年纪念活动。同年6月28日晚，国内至少100种不同的戏剧形式，1500个职业剧团，同时上演关汉卿的剧本。他的剧作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
关汉卿（约1220年——1300年），元代杂剧作家。是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代表人物。号已斋（一作一斋）、己斋叟。汉族，大都人（今河北安国），大约生于金代末年（约公元1220年前后），卒于元成宗大德初年（约公元1300年前后）。与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并称为“元曲四大家”，关汉卿位于“元曲四大家”之首。
有关关汉卿生平的资料缺乏，只能从零星的记载中窥见其大略。据元代后期戏曲家钟嗣成《录鬼簿》的记载，“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太医院尹”别本《录鬼簿》作“太医院户”。查《金史》或《元史》均未见“太医院尹”的官名，而“医户”却是元代户籍之一，属太医院管辖。因此，关汉卿很可能是属元代太医院的一个医生。《拜月亭》中，他有一段临床诊病的描写，宛若医人声口，可以作为助证。
元末朱经《青楼集·序》载：“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弄风月，流连光景。”杜散人即杜善夫，是由金入元的作家，白兰谷即白朴，金亡(1234)时才8岁，估计关汉卿的年代同他们接近，也是由金入元的作家，关汉卿今存〔大德歌〕10首，“大德”是元成宗的年号 (1297～1307)，上距金亡已70年左右。由此可以推断出关汉卿约卒于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以后，他的生年，估计在1220年左右。《录鬼薄》作者钟嗣成称关汉卿为“前辈已死名公”，说“余生也晚，不得预几席之末”。《录鬼簿》成书于1330年，故将关汉卿卒年定在1300年左右，当去事实不远。
南宋灭亡(1279)之后，关汉卿曾到过当时南方戏曲演出的中心杭州，写有〔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套曲（中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句）。还曾到过扬州，写曲赠朱帘秀，有“十里扬州风物妍，出落着神仙”句。
关汉卿是一位熟悉勾栏伎艺的戏曲家，《析津志》说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明代臧晋叔《元曲选·序》说他“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关汉卿在元代前期杂剧界是领袖人物，玉京书会里最著名的书会才人。据《录鬼簿》、《青楼集》、《南村辍耕录》记载，他和杂剧作家杨显之、梁进之、费君祥，散曲作家王和卿以及著名女演员朱帘秀等均有交往，和杨显之、王和卿更见亲密。
马致远，汉族，大都（今北京）人，另据考证，马致远是河北省东光县马祠堂村人，东光县志和东光马氏族谱都有记载。马致远以字“千里”，晚年号“东篱”，以示效陶渊明之志。他的年辈晚于关汉卿、白朴等人，生年当在至元（始于1264）之前，卒年当在至治改元到泰定元年（1321—1324）之间，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并称“元曲四大家”，是我国元代时著名大戏剧家、散曲家。另外，叫马致远的著名人物还有西安交通大学马致远教授等。
马致远(1251?-1321)，青年时期仕途坎坷，中年中进士，曾任江浙行省官吏，后在大都（今北京）任工部主事。马致远晚年不满时政，隐居田园，以衔杯击缶自娱，死后葬于祖茔。
从他的散曲作品中，约略可以知道，他年轻时热衷功名，有“佐国心，拿云手”的政治抱负，但一直没能实现，在经过了“二十年漂泊生涯”之后，他看透了人生的耻辱，遂有退隐林泉的念头，晚年过着“林间友”、“世外客”的闲适生活。马致远早年即参加了杂剧创作，是“贞元书会”的主要成员，与文士王伯成、李时中，艺人花李郎、红字李二都有交往，也是当时最著名的“四大家”之一。马致远从事杂剧创作的时间很长，名气也很大，有“曲状元”之誉。他的作品见于着录的有15种，今存《汉宫秋》、《荐福碑》、《岳阳楼》、《青衫泪》、《陈抟高卧》、《任风子》6种，另有《黄粱梦》，是他和几位艺人合作的。以《汉宫秋》最著名。散曲有《东篱乐府》。小令《天净沙·秋思》脍炙人口，匠心独运,自然天成,丝毫不见雕琢痕迹,被誉为“秋思之祖”,已被载入初一课本。有名家评语：“一切景语皆情语。”
郭守敬(1231-1316)，中国元朝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专家。字若思，汉族，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生于元太宗三年，卒于元仁宗延佑二年。
郭守敬曾担任都水监，负责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1276年郭守敬修订新历法，经4年时间制订出《授时历》，通行360多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历法。1981年，为纪念郭守敬诞辰750周年，国际天文学会以他的名字为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 郭守敬幼承祖父郭荣家学，攻研天文、算学、水利。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攻下南宋首都临安，在统一前夕，命令制订新历法，由张文谦等主持成立新的治历机构太史局。太史局由王恂负责，郭守敬辅助。在学术上则王恂主推算，郭主制仪和观测。
至元十五年（或十六年），太史局改称太史院，王恂任太史令，郭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建立天文台。当时，有杨恭懿等来参予共事。经过四年努力，终于在至元十七年编出新历，经忽必烈定名为《授时历》。
《授时历》是中国古代一部很精良的历法。王恂、郭守敬等人曾研究分析汉代以来的四十多家历法，吸取各历之长，力主制历应“明历之理”（王恂）和“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郭守敬），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态度，取得许多重要成就。
郭守敬和王恂、许衡等人，共同编制出我国古代最先进、施行最久的历法《授时历》。为了编历，他创制和改进了简仪、高表、候极仪、浑天象、仰仪、立运仪、景符、窥几等十几件天文仪器仪表；还在全国各地设立二十七个观测站，进行了大规模的“四海测量”，测出的北极出地高度平均误差只有0.35；新测二十八宿距度，平均误差还不到5'；测定了黄赤交角新值，误差仅1'多；取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与现今通行的公历值完全一致。
郭守敬编撰的天文历法著作有《推步》、《立成》、《历议拟稿》、《仪象法式》、《上中下三历注式》和《修历源流》等十四种，共105卷。
为纪念郭守敬的功绩，人们将月球背面的一环形山命名为“郭守敬环形山”，将小行星2012命名为“郭守敬小行星”。
郭守敬为修历而设计和监制的新仪器有：简仪、高表、候极仪、浑天象、玲珑仪、仰仪、立运仪、证理仪、景符、窥几、日月食仪以及星晷定时仪12种（史书记载称13种，有的研究者认为末一种或为星晷与定时仪两种）。
在大都（今北京），郭守敬通过三年半约二百次的晷影测量，定出至元十四年到十七年的冬至时刻。他又结合历史上的可靠资料加以归算，得出一回归年的长度为365.2425日。这个值同现今世界上通用的公历值一样。
中国古历自西汉刘歆作《三统历》以来，一直利用上元积年和日法进行计算。唐、宋时，曹士等试作改变。《授时历》则完全废除了上元积年，采用至元十七年的冬至时刻作为计算的出发点，以至元十八年为“元”，即开始之年。所用的数据，个位数以下一律以100为进位单位，即用百进位式的小数制，取消日法的分数表达式。
晚年，郭守敬致力于河工水利，兼任都水监。至元二十八至三十年，他提出并完成了自大都到通州的运河（即白浮渠和通惠河）工程。至元三十一年，郭守敬升任昭文馆大学士兼知太史院事。他主持河工工程期间，制成一些精良的计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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