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的简介

聂耳（原名聂守信，1912年2月14日－1935年7月17日），中国音乐家，字子义（亦作紫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

生平介绍

聂耳是云南玉溪人，出生于昆明。聂耳从小喜爱音乐，1918年就读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利用课余时间，聂耳自学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乐器，并开始担任学校“儿童乐队”的指挥。1922年，聂耳进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1925年考取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插班生。

1927年聂耳毕业于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并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参与了学生组织“读书会”的活动，并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演出活动。在这期间，他还自学了小提琴和钢琴。

1931年4月聂耳考入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1932年7月发表《中国歌舞短论》，并因批评黎氏被迫离团。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1933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这也是聂耳最多产的一年。1935年初，聂耳创作了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 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 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他的一系列作品，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

《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 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音乐创作生涯只有两年，却创作 出许多影响几十年的歌曲

■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 秋末深入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 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 并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他 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 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

聂耳的音乐创作生涯虽然只有1933年至1935年这短短的两年，却创作出《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几十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除了他个人的天才，最主要的是他深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中总结说：“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

从小家境贫寒的聂耳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鄙视那些钻在“象牙之塔”中的孤芳自赏和为少数人服务的“阳春白雪”。他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著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田汉在香烟包装纸上匆匆写下 《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于国内定 下初稿，最后谱成于敌国境内

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可以借鉴。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

主要作品

聂耳一生共创作37首乐曲，都是在他去世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所写的，其中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歌曲占有较大比重。聂耳经常与田汉合作。除义勇军进行曲外，聂耳的代表作品还有《毕业歌》、《前进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新女性》、《飞花歌》、《塞外村女》、《铁蹄下的歌女》、《告别南洋》、《梅娘曲》、《卖报歌》、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及民族器乐曲《翠湖春晓》、《金蛇狂舞》等。

聂耳墓志铭

1954年，中共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重修聂耳墓地，请郭沫若题写墓碑和墓志铭。这年2月，郭沫若书题“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碑和墓志铭：

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呼，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呼！聂耳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风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鹄沼之海滨，享年仅二十有四。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如今的聂耳墓地，已是20世纪80年代初迁葬、新建的了。镶刻在墓地左屏风墙上郭沫若撰书的墓志铭，也删去了“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的话。其中原因何在?

聂耳溺水身亡的1935年，正是日本逐步实行侵略中国计划之际。聂耳的死讯传回中国国内后，众多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深感痛惜，纷纷在《晨报》、《电通》、《中华日报》、《新音乐月刊》、《大公报》等数十种报刊撰文纪念，共同怀念这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吹响了警醒号角的先锋斗士。郭沫若也写下了悼念聂耳的诗。

1954年2月，郭沫若为聂耳题写碑文和墓志铭时，中日两国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仍以“敌国”视之。故郭沫若在墓志铭中有“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之语。

在郭沫若题写墓志铭的9个月后的11月1日，日本人在藤泽市鹄沼海岸聂耳遇难地附近，建立了聂耳纪念碑。1963年，随着中日民间的贸易往来，日本人民又重建“耳”字形的花岗石纪念碑，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撰写介绍聂耳生平碑文，并请郭沫若题写纪念碑。郭沫若书题了“聂耳终焉之地”六个大字。

1972年，中日建交。1980年5月，聂耳殉难地的日本藤泽市官员在昆明市聂耳墓地手植云南名花杜鹃花和藤泽市市树——藤树，表达对聂耳的怀念之情，并希望两市以聂耳为纽带，建立友好城市。中共云南省和昆明市政府回应日本人的热情，决定迁葬、重建聂耳墓地。墓碑仍用郭沫若所题字。 1982年年初，云南省文化局将这一想法，报请文化部批准。最终经批准，墓志铭继续使用，但在墓碑重刻前，先用水泥抹去后两句，在颜色上要尽可能与原石碑一致。

按照文化部的指示，昆明市人民政府在墓地左屏风墙上 重新雕刻了郭沫若的墓志铭，并删去了后两句话。

(2005年9月19日 10:26)

聂耳（1912－1935）中国作曲家、音乐活动家。原名守信，字子义，一作紫艺，乳名嘉祥，聂耳是他在上海的艺名。祖籍云南玉溪，1912年2月14日生于昆明甬道街72号“成春堂”中药店小楼上，一个清贫的中医家庭。父亲聂鸿仪是玉溪人，母亲彭氏是玉溪附近峨山的一位傣族妇女。
1918年入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开始接受正规教育。聂耳自幼喜爱音乐，能敏锐辨别声音，模仿能力特别强，能奏多种乐器，并对学习各种乐器到了痴迷的程度，常常天不亮就到城外练习演奏，直到深夜才回来。聂耳师从民间音乐家，学会了演奏二胡、笛子、箫、三弦琴、月琴、管风琴、曼陀林、手风琴、小提琴等多种乐器，对许多传统乐曲渐熟于心。为以后音乐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昆明秀丽的风光和丰富的艺术资源留给聂耳深刻的印象，在他后来创作的《翠湖春晓》、《金蛇狂舞》等作品中，突出地表现了他那浓浓的乡情。
1922年，聂耳进入昆明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为该“学生音乐团”的活跃成员。1925年考取设在昆明省立第一联合中学的插班生。聂耳在中学读书期间受到“五卅”运动和大革命风潮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组织“九九音乐社”，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他的处女作《省师附小校歌》，就是这个时候问世的。1927年秋，聂耳初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中部“外国语组”，主修英语。这时他不顾反动派的迫害，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青年读书会和音乐、戏剧演出，参与散发传单等秘密活动，1928年秋天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在思想上、行动上从普通学生转变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青年。
1930年夏，聂耳在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因为在昆明参加过许多学生运动，为了躲避云南地方当局的迫害，不得不离开昆明，取道越南、香港到上海，在“云丰申庄”当店员。
1931年4月，聂耳以刻苦自学的成绩和多项卓越的表演才能，考入了“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这段时间，聂耳除了参加演出、听音乐会、听唱片，同时自修钢琴、和声学、作曲法，还研究各地的民歌、戏曲，分析了大量的中外音乐名作，研究汉语的声韵学、声调的变化规律，并开始了他早期的音乐创作。后来，聂耳离开上海到北平。在北平，聂耳与左翼戏联和音联的同志取得联系，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一些活动和演出。他常在群众性的集会上，演奏《国际歌》，听众随着他的乐声齐声合唱。
1933年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聂耳成为一名用音乐武器与敌人进行战斗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积极参加左翼音乐、戏剧、电影工作，并以“黑天使”为笔名发表艺术评论，抨击靡靡之音，提出替“大众呐喊”的主张。
1933年至1935年，是聂耳在上海活动的最后三年，也是他创作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三年。这期间，他创作了《开矿歌》（田汉词，影片《母性之光》插曲）、《开路先锋》（孙师毅词）和《大路歌》（孙瑜词）、《义勇军进行曲》、《新的女性》、《毕业歌》和《卖报歌》等34歌曲。对劳动人民生活的深切体验是聂耳的创作源泉。1934年，在为田汉编写的《扬子江暴风雨》歌剧谱写歌曲时，聂耳多次黄浦江边聆听搬运工人的劳动号子，终于创作出《打夯歌》、《码头工人歌》、《苦力歌》等四歌曲。同年，他为影片《桃李劫》的插曲《毕业歌》、《飞花屯》的主题歌《飞花歌》谱曲；为舞剧《回春之曲》中的《告别南洋》等作曲。聂耳是中国音乐史上第1个成功地塑造出工人阶级英雄形象的作曲家，这些歌曲集中表现了工农群众在旧中国阶级压迫下的苦难和反抗。
1935年，中国正独自经历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殊死搏斗，东北抗日义勇军与日本侵略者已进行了4年的浴血拼搏，“挽中华于危亡之中”已成为每个中国人的共同呼声。1935年3月，聂耳开始为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曲。“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同胞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的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不断地产生，仅用两夜功夫聂耳就完成了曲谱初稿。为躲避特务的追捕，身带《义勇军进行曲》初稿出国，在日本定稿后寄回上海。一首表现了中华民族刚强性格，显示了祖国尊严的革命战歌诞生了。
《义勇军进行曲》发表后，伴随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享誉海外，在全世界传播开来。《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主张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广阔胸怀，表达了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不可战胜的意志，也表现出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们的心声。它的每个音符，每个乐句，仿佛都蕴藏着雷霆万钧之力。
《义勇军进行曲》于1949年9月27日，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935年4月初，党组织得知聂耳有被国民党逮捕的危险，且考虑到他有去国外学习的愿望，于是通知他先去日本，再从那里转道去苏联。聂耳于4月中旬东渡后，受到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聂耳是抗日斗争的鼓动者，但对日本文化有浑厚兴趣，于是计划停留一年。此间，他最后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把乐谱寄回国内，并在留学生聚会上演唱。同年7月，聂耳于暑假期间赴神奈川藤泽市鹄沼海滨，住在日本友人家中，天天练琴游泳。7月17日，不幸溺水逝世，年仅23岁。
聂耳逝世后，他的生前好友张天虚收领了遗体，并在当地火化后带回上海。1937年，聂耳的骨灰安葬于西山碧鸡关旁，1980年5月又迁葬到西山太华寺与三清阁之间,由楚图南、光未然、徐嘉瑞等立碑，徐嘉瑞撰写碑文。解放后，郭沫若为聂耳墓题了“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大字并撰写了碑文。全文为：
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风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鹄沼之海滨，享年仅二十有四。不幸面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四年，一九五四年二月，郭沫若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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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曲家、音乐活动家。1912年2月15日生于昆明。原名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

聂耳一生共创作有37首歌曲（包括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中的4首歌曲），都是在他死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从事多方面活动的同时所写的，其中为数较多的优秀之作，也是具有历史价值的不朽的珍品。

在聂耳的歌曲创作中，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歌曲占有较大比重。1933年8月发表的第1首作品便是《开矿歌》（田汉词，影片《母性之光》插曲）。在这首歌曲中，他将民间劳动号子里1人领唱、众人和腔的形式引进了电影歌曲创作。随后，在1934年元旦首映的影片《大路》里，又创作了《开路先锋》（孙师毅词）和《大路歌》（孙瑜词）。这两首歌以其鲜明的典型形象和富于独创的艺术形式，表现出聂耳创作技巧的成熟，是两首成名之作。此后他陆续创作有《码头工人歌》(蒲风词)、《新女性》（孙师毅词）、《打长江》（田汉词）等一些优秀的工人歌曲。在这些歌曲中的几种工人形象，都得到了准确、鲜明、生动的音乐表现，他们是正在觉醒、正在崛起的新时代的主人。这些肩负着历史的重担，英勇地奋起斗争，并对未来充满胜利信心的工人阶级形象，也正是中国伟大的民族精神的写照。聂耳是中国音乐史上第1个成功地塑造出工人阶级英雄形象的作曲家。

聂耳创作的歌曲中，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几首进行曲风格的爱国歌曲，这是他的歌曲中影响最广的一部分。包括《毕业歌》(田汉词，影片《桃李劫》主题歌)、《前进歌》（亦名《苦力歌》，田汉词，歌剧《扬子江暴风雨》插曲）、《自卫歌》（唐纳词，影片《逃亡》主题歌）以及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影片《风云儿女》主题歌）等。这些歌曲以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号召性音调，斩钉截铁般果敢的节奏，勇往直前无所阻挡的气势，有力地表现了处在深重灾难中的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从而在群众中迅速而广泛流传。

聂耳还创作了一些抒情歌曲，其中重要的有《飞花歌》（孙师毅词，影片《飞花村》主题歌）、《塞外村女》(唐纳词，影片《逃亡》插曲)、《铁蹄下的歌女》（许幸之词，影片《风云儿女》插曲）、《告别南洋》和《梅娘曲》（均为田汉词，话剧《回春之曲》插曲）等。这些歌曲倾诉了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的苦难与不平，但它们不是无望的呻吟，而是在感情的深处蕴藏着坚韧的毅力，在抒情中饱含着刚健的美感。这使他的抒情歌曲在同时代的抒情歌曲中显现出新的特色。此外，聂耳还创作过一些反映儿童生活的歌曲，其中最杰出的一首便是著名的《卖报歌》。歌中那为困苦生活而沿街奔走叫卖的报童形象，是那样生动、真切，令人喜爱和同情。

聂耳歌曲创作的杰出成就是他自觉地运用新的创作方法的结果。他从开始创作之日起，就对生活和艺术抱有一种新态度。他能立足于现实，预见到未来，在层层的压迫下看到抗争的烈焰，在无边的黑暗中预见到灿烂的明天。因此，他的歌曲在深刻揭露现实生活中矛盾的同时，始终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态度，他在歌曲的艺术形式上作了创造性的革新。他的歌曲既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又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既有鲜明的形象特征，又有严密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与陈规束缚的框格绝然不同，而是与音乐形象融合无间的崭新的形式、崭新的韵律。正由于此，他第一次使中国群众歌曲提高了艺术价值，奠定了这种体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