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论者曾根据现代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压迫的现实，指出，对觊觎中国这块“肥肉”的帝国主义来说，倡导爱国主义就是无法无天，就是犯上作乱的“祸”，这实在有些想当然，在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渗透主要还是经济形态上的，它们毕竟没有控制我们的行政大权，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对一位宣传爱国主义理论的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直接的干预；掌握着中国人生杀予夺大权的终归还是中国人自己，准确地说，是中国人自己组成的政府。那么，是旧中国的腐朽政权禁止爱国言论吗？恐怕也不够确切。从本质上看，一个封建专制的政权恐惧人民的力量，害怕知识分子的自觉的充满理性精神的民族意识，这毫无疑问，因为，真正的充满理性精神的民族意识，必然引向对民族历史及现实的深刻反省，必然会将思索对准腐朽的现实统治本身（闻一多后来的确是走上了这条道路），这对他们的反动统治是莫大的威胁。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封建专制政府又往往最善于用光彩夺目的、不切实际的“爱国主义”言辞来自我打扮，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也富有利用一般的爱国情绪的本领。——从这个意义来看，一句普普通通的感叹“咱们的中国”显然就算不上什么扰乱纲常的“灾祸”，说不定正是封建专制主义者求之不得的“敲门砖”呢！
“祸”与“火”都只能是闻一多自己的，是闻一多心理意义上的，这实际上是源于诗人自我的矛盾和冲突，某一种内在情绪酝酿已久，能量奇大，一旦冲破外壳爆发出来，就会大大地破坏外在的某些平衡关系，仿佛就是“祸”、就是“火”了。
闻一多是一个颇矛盾的诗人，以外表看，行为谨慎，严肃，在生活中保持着高度的理智，以致还自称为“东方老憨”；但是，任何熟识他的人都知道，此人感情丰富，热情洋溢，拥有一个诗人的灵魂。一内一外的这不同的生存方式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尽情发展，终究会发生剧烈的冲突。比如诗人曾对臧克家说，诗集《死水》里充满了“火气”，“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他对别人称他是“技巧专家”也很恼火，这说明，从内心情感方面讲，他是更趋向于那种外向的，冲荡的情感；但是，从整部《死水》（包括这首《一句话》）来看，他又的确是位“技巧专家”，而且特别卖力地研究和实践着他的“均齐”、“和谐”的格律化方案，这又代表了他追求客观、冷静的性格。
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结构方式，这一“矛盾”的特征在他的爱国主义问题上也生动地表现了出来。美国生活给他留下的屈辱、对中国现实的感慨以及他那深厚的国学教育都使得诗人在感情世界方面不断凝聚着爱国主义的能量，燃烧着，有时真到了超乎于诗，超乎于语言艺术的局限，它似乎就要升腾起来，直立起来，逼着诗人转化为某种惊世骇俗的行动。“咱们的中国”，韵味无穷，“咱们”一词已经生动地表现了闻一多那强烈的主人意识、个性意识，它的潜台词就是：这中国是我们大家的，不能任其衰弱毁灭，也不允许那些“行尸走肉”将它断送！结合《长城下之哀歌》、《死水》等篇章来看，诗人显然特别看重这“咱们”二字。于是，对祖国的热爱就凝结、转移为对某种中国同胞（包括专制统治者）的愤懑与抨击，尽管这一抨击是隐晦的，但它所需要的能量已经完全贮存在了这“青天里的霹雳”里。与之同时，闻一多实在又是一个厚道的人，往西单臭水沟里扔破铜烂铁又已经是“够意思”的了，他并没有决心努力在“咱们”一词上大作文章，他不是那种向同胞争夺地位、名份的人，至于行动上的争斗就更是不可能了。闻一多回国以后曾有机会进入更高的政治、社会圈子，有可能真正干预“咱们的中国”，但事实上他都放弃了，并在《死水》之后转入到更沉静的书斋生活中。
压制与克制并不取消冲动，相反，越是努力在理智状态下保持外在的平衡，那日益澎涨的感情一旦冲决而出，就将彻底破坏我的心理平衡，成为个人的“灾祸”，燃烧为可怕的烈焰。对此，闻一多也是有自知之明的，在他的主观感受中，这口气在他心中游走了好久好久，足足可以与我们民族五千年漫长的历史相抵。他压抑着，忍受着，沉默着，但毕竟是“火山的缄默”，终于有一天是会喷发而出的。他向某种“同胞”发出了警告，即便是铁树也可以开花，当我的“火气”爆发时，你可不要害怕！
就这样，在诗的“白日梦”里，憨直的闻一多完成了他复仇式的宣泄，尽管他最强烈的最忍无可忍的情感最终还是简化成一个偏正词组：咱们的中国。就在这一短促的感叹里，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智与情感，犹疑与果敢，现实与理想都得到了最恰到好处的表现。
“祸”与“火”都只能是闻一多自己的，是闻一多心理意义上的，这实际上是源于诗人自我的矛盾和冲突，某一种内在情绪酝酿已久，能量奇大，一旦冲破外壳爆发出来，就会大大地破坏外在的某些平衡关系，仿佛就是“祸”、就是“火”了。
闻一多是一个颇矛盾的诗人，以外表看，行为谨慎，严肃，在生活中保持着高度的理智，以致还自称为“东方老憨”；但是，任何熟识他的人都知道，此人感情丰富，热情洋溢，拥有一个诗人的灵魂。一内一外的这不同的生存方式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尽情发展，终究会发生剧烈的冲突。比如诗人曾对臧克家说，诗集《死水》里充满了“火气”，“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他对别人称他是“技巧专家”也很恼火，这说明，从内心情感方面讲，他是更趋向于那种外向的，冲荡的情感；但是，从整部《死水》（包括这首《一句话》）来看，他又的确是位“技巧专家”，而且特别卖力地研究和实践着他的“均齐”、“和谐”的格律化方案，这又代表了他追求客观、冷静的性格。
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结构方式，这一“矛盾”的特征在他的爱国主义问题上也生动地表现了出来。美国生活给他留下的屈辱、对中国现实的感慨以及他那深厚的国学教育都使得诗人在感情世界方面不断凝聚着爱国主义的能量，燃烧着，有时真到了超乎于诗，超乎于语言艺术的局限，它似乎就要升腾起来，直立起来，逼着诗人转化为某种惊世骇俗的行动。“咱们的中国”，韵味无穷，“咱们”一词已经生动地表现了闻一多那强烈的主人意识、个性意识，它的潜台词就是：这中国是我们大家的，不能任其衰弱毁灭，也不允许那些“行尸走肉”将它断送！结合《长城下之哀歌》、《死水》等篇章来看，诗人显然特别看重这“咱们”二字。于是，对祖国的热爱就凝结、转移为对某种中国同胞（包括专制统治者）的愤懑与抨击，尽管这一抨击是隐晦的，但它所需要的能量已经完全贮存在了这“青天里的霹雳”里。与之同时，闻一多实在又是一个厚道的人，往西单臭水沟里扔破铜烂铁又已经是“够意思”的了，他并没有决心努力在“咱们”一词上大作文章，他不是那种向同胞争夺地位、名份的人，至于行动上的争斗就更是不可能了。闻一多回国以后曾有机会进入更高的政治、社会圈子，有可能真正干预“咱们的中国”，但事实上他都放弃了，并在《死水》之后转入到更沉静的书斋生活中。
压制与克制并不取消冲动，相反，越是努力在理智状态下保持外在的平衡，那日益澎涨的感情一旦冲决而出，就将彻底破坏我的心理平衡，成为个人的“灾祸”，燃烧为可怕的烈焰。对此，闻一多也是有自知之明的，在他的主观感受中，这口气在他心中游走了好久好久，足足可以与我们民族五千年漫长的历史相抵。他压抑着，忍受着，沉默着，但毕竟是“火山的缄默”，终于有一天是会喷发而出的。他向某种“同胞”发出了警告，即便是铁树也可以开花，当我的“火气”爆发时，你可不要害怕！
就这样，在诗的“白日梦”里，憨直的闻一多完成了他复仇式的宣泄，尽管他最强烈的最忍无可忍的情感最终还是简化成一个偏正词组：咱们的中国。就在这一短促的感叹里，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智与情感，犹疑与果敢，现实与理想都得到了最恰到好处的表现。
《一句话》
闻一多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这话教我今天怎么说？
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
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
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
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
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一、完美的内容美
l、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诗一开头就极其凝练、确切地点明了当时社会环境的黑暗和群众普遍的不满情绪。一方面，封建军阀政府实行残暴统治，宣传革命会招来杀身之祸；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日益高涨，犹如遍地堆放着干柴。一句真理的话就会点燃起熊熊烈火，这一精辟的艺术概括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渗透着对黑暗势力的批判意识，表明了诗人鲜明的倾向性。更为可贵的是，接着诗人又以深沉的历史感，将中国“五千年”历史与当时的黑暗现实挂起钩来，暗示出它们之间的连续向一性，即在统治阶级的高压政策下，人民大众始终没有当家作主和说话的权力，由此把批判的锋芒推向历史的深度。
2、对理想中国的追求和赞颂。
尽管“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但是诗人还是呐喊出“咱们的中国”，表现出他对理想中国的执着追求和无所畏惧的勇气。“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诗人在《文艺与爱国》一文中说：“爱国运动能够和文学复兴互为因果”，两者应该携起手来，为祖国而死就是伟大的诗篇。《一句话》体现了他的这一追求和信念。毋庸讳言，当时作者对理想中国的具体内涵和性质在认识上还比较模糊，他是民主义者，还不是共产主义者。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未来的中国是“咱们的中国”，民众的中国。他把自己融合在民众的追求和理想之中。对新中国的诞生，诗人通过预言和警告：“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表达了自己心向往之和衷心拥护的心绪；以赞颂式的描绘：“青天里一声霹雳”，写出了它的声威、影响和世界性意义。3、对民众力量充满信心。祖国与人民是不可分离的。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必然热爱人民，相信民众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潜力，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和脱离人民的。诗中以“火山”象征当时的民众，非常贴切、精当。这暗示了民众的沉默不过是暂时现象，而他们巨大力量的喷涌而出、叱咤风云则是必然的。所谓“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诗人批判了“铁树开花”的观点，嘲笑了在民众力量面前害怕、惊讶和反对的态度，表达了他对民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支配自己命运潜在力量的坚定信念。他相信，在人民当家作主的那天，必将会爆发出“咱们的中国”这自豪的呼唤。
二、独特的形式美
《一句话》集中反映了闻一多诗歌创作的追求和特点，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它有着丰富的形式美因素，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写实手法与隐喻手法的结合
这首诗注重写实，语句大多平易朴实，但又凝炼、贴切、富于表现力。“这话叫我今天怎么说……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几近口语。“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又对惊慌失措、害怕反对的情状作了生动形象的描写。同时，作品又大量运用了隐喻的手法，如以“火山”隐喻民众，以“青天里的一声霹雳”隐喻民众的反抗和呐喊，以“铁树开花”隐喻不相信民众会当家作主。“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是更复杂的隐喻，其中“一句话”被想象比喻为火种，而“着火”的材料则暗示着民众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写实与隐喻两种手法的并用和结合，一方面使诗通俗易懂，另一方面诗句也更加含畜、形象化和富于诗意。这使《一句话》在艺术上成为雅俗共赏的佳作。
2、形式整齐、和谐、优美。
闻一多较早地提出新诗的格律问题。当时正处于新诗开创期，新诗作者为了解放个性与诗情，奋起打碎旧格律的枷锁，但有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忽视诗的形式，流于散文化。闻一多提倡“新格律诗”，主张“节的匀称和句的匀齐”的“诗的建筑美”，就是为了扭转当时的偏颇。他在《诗的格律》中说：“越有魄力的作家，越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一句话》就体现了他这方面的追求。全诗分两节，每节都是八行诗句，除了最后两行，每一行又都是九个字。文字、诗行整齐匀称，但毫无生硬雕琢的痕迹，似乎是自然天成的。这就使诗的形式具有一种“建筑美”。
3、富于节奏感和音乐美。
全诗注重语言的音乐性和诗句的韵律感，读来铿锵有力，琅琅上口。首先是一韵到底，几乎句句都力求押韵。如第一节中的祸、火、破、默、国。“霹雳”、“爆一声”虽不押韵，但音乐效果比押韵要好。因为它们作为过度和转折，烘托出最后一句“中国”一锤定音的韵脚魅力。诵读时余音袅袅，回环往复。其次，两节诗的前六句尽管句式不同，但都是由四个音顿构成的，如“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沉默?”每一顿字数的多少不等，却都包涵着四个音节，句与句之间显得整齐、统一，富有很强的音乐感、节奏感。
4、反复手法运用美。
两节诗的末三句重叠，仅仅将“突然”换成“等到”，显而易见，这里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它一方面强化了全诗的主题，即“咱们的中国”呐喊懂得声威与意义；另一方面，它也突出了全篇高昂自信的激情和格调。细细品味，两次重复的不同在于：第一次表现的是作者对它突发性的认识，第二次则强调了作者对它的期待和信念。
闻先生曾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1925年他留美回国，看到的是封建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和民不聊生的景象，于是，赤诚爱心转化为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和渴望改变旧中国的激情。这种情绪在这首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全诗以“一句话”——“咱们的中国”为构思中心，运用写实和隐喻相结合的手法，反复咏叹，极力渲染烘托。第一节先用排比，通过“祸”与“火”的写实和比喻，揭露黑暗现实对民意的压制，也寓示着民众积蓄着的巨大的力量。接着进一步用火山作比，它虽然沉默了千百年，一旦突发就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力量。这一喻象表明诗人对人民反抗的力量充满信心。第二节针对一些对中国前途悲观、不相信民众者发出警告，用“铁树开花”比喻建设“咱们的中国”来之不易但终会成事实。通过“我”坚信与“你”不相信的对比，引发出不信者可能会产生的惊慌、反感等种种诧异的表现，从而进一步衬托出民众反抗的必然性和突发性，表明诗人对民众解放自己、改造旧中国的潜在力量坚信不疑，并衷心拥护。他将民众的反抗与呐喊比喻成“青天里一个霹雳”既呼应“火”的意象，显示出无穷的威力，又是一种盛赞的口吻乙“爆一声：／‘咱们的中国！’”的两次反复，强烈地表达出对理想中国的期望与追求。此诗语言平易，形式上整齐匀称，又自然天成，富于节奏感和音乐美.
“祸”与“火”都只能是闻一多自己的，是闻一多心理意义上的，这实际上是源于诗人自我的矛盾和冲突，某一种内在情绪酝酿已久，能量奇大，一旦冲破外壳爆发出来，就会大大地破坏外在的某些平衡关系，仿佛就是“祸”、就是“火”了。
闻一多是一个颇矛盾的诗人，以外表看，行为谨慎，严肃，在生活中保持着高度的理智，以致还自称为“东方老憨”；但是，任何熟识他的人都知道，此人感情丰富，热情洋溢，拥有一个诗人的灵魂。一内一外的这不同的生存方式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尽情发展，终究会发生剧烈的冲突。比如诗人曾对臧克家说，诗集《死水》里充满了“火气”，“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他对别人称他是“技巧专家”也很恼火，这说明，从内心情感方面讲，他是更趋向于那种外向的，冲荡的情感；但是，从整部《死水》（包括这首《一句话》）来看，他又的确是位“技巧专家”，而且特别卖力地研究和实践着他的“均齐”、“和谐”的格律化方案，这又代表了他追求客观、冷静的性格。
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结构方式，这一“矛盾”的特征在他的爱国主义问题上也生动地表现了出来。美国生活给他留下的屈辱、对中国现实的感慨以及他那深厚的国学教育都使得诗人在感情世界方面不断凝聚着爱国主义的能量，燃烧着，有时真到了超乎于诗，超乎于语言艺术的局限，它似乎就要升腾起来，直立起来，逼着诗人转化为某种惊世骇俗的行动。“咱们的中国”，韵味无穷，“咱们”一词已经生动地表现了闻一多那强烈的主人意识、个性意识，它的潜台词就是：这中国是我们大家的，不能任其衰弱毁灭，也不允许那些“行尸走肉”将它断送！结合《长城下之哀歌》、《死水》等篇章来看，诗人显然特别看重这“咱们”二字。于是，对祖国的热爱就凝结、转移为对某种中国同胞（包括专制统治者）的愤懑与抨击，尽管这一抨击是隐晦的，但它所需要的能量已经完全贮存在了这“青天里的霹雳”里。与之同时，闻一多实在又是一个厚道的人，往西单臭水沟里扔破铜烂铁又已经是“够意思”的了，他并没有决心努力在“咱们”一词上大作文章，他不是那种向同胞争夺地位、名份的人，至于行动上的争斗就更是不可能了。闻一多回国以后曾有机会进入更高的政治、社会圈子，有可能真正干预“咱们的中国”，但事实上他都放弃了，并在《死水》之后转入到更沉静的书斋生活中。
压制与克制并不取消冲动，相反，越是努力在理智状态下保持外在的平衡，那日益澎涨的感情一旦冲决而出，就将彻底破坏我的心理平衡，成为个人的“灾祸”，燃烧为可怕的烈焰。对此，闻一多也是有自知之明的，在他的主观感受中，这口气在他心中游走了好久好久，足足可以与我们民族五千年漫长的历史相抵。他压抑着，忍受着，沉默着，但毕竟是“火山的缄默”，终于有一天是会喷发而出的。他向某种“同胞”发出了警告，即便是铁树也可以开花，当我的“火气”爆发时，你可不要害怕！
就这样，在诗的“白日梦”里，憨直的闻一多完成了他复仇式的宣泄，尽管他最强烈的最忍无可忍的情感最终还是简化成一个偏正词组：咱们的中国。就在这一短促的感叹里，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智与情感，犹疑与果敢，现实与理想都得到了最恰到好处的表现。
一些论者曾根据现代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压迫的现实，指出，对觊觎中国这块“肥肉”的帝国主义来说，倡导爱国主义就是无法无天，就是犯上作乱的“祸”，这实在有些想当然，在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渗透主要还是经济形态上的，它们毕竟没有控制我们的行政大权，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对一位宣传爱国主义理论的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直接的干预；掌握着中国人生杀予夺大权的终归还是中国人自己，准确地说，是中国人自己组成的政府。那么，是旧中国的腐朽政权禁止爱国言论吗？恐怕也不够确切。从本质上看，一个封建专制的政权恐惧人民的力量，害怕知识分子的自觉的充满理性精神的民族意识，这毫无疑问，因为，真正的充满理性精神的民族意识，必然引向对民族历史及现实的深刻反省，必然会将思索对准腐朽的现实统治本身（闻一多后来的确是走上了这条道路），这对他们的反动统治是莫大的威胁。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封建专制政府又往往最善于用光彩夺目的、不切实际的“爱国主义”言辞来自我打扮，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也富有利用一般的爱国情绪的本领。——从这个意义来看，一句普普通通的感叹“咱们的中国”显然就算不上什么扰乱纲常的“灾祸”，说不定正是封建专制主义者求之不得的“敲门砖”呢！
“祸”与“火”都只能是闻一多自己的，是闻一多心理意义上的，这实际上是源于诗人自我的矛盾和冲突，某一种内在情绪酝酿已久，能量奇大，一旦冲破外壳爆发出来，就会大大地破坏外在的某些平衡关系，仿佛就是“祸”、就是“火”了。
闻一多是一个颇矛盾的诗人，以外表看，行为谨慎，严肃，在生活中保持着高度的理智，以致还自称为“东方老憨”；但是，任何熟识他的人都知道，此人感情丰富，热情洋溢，拥有一个诗人的灵魂。一内一外的这不同的生存方式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尽情发展，终究会发生剧烈的冲突。比如诗人曾对臧克家说，诗集《死水》里充满了“火气”，“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他对别人称他是“技巧专家”也很恼火，这说明，从内心情感方面讲，他是更趋向于那种外向的，冲荡的情感；但是，从整部《死水》（包括这首《一句话》）来看，他又的确是位“技巧专家”，而且特别卖力地研究和实践着他的“均齐”、“和谐”的格律化方案，这又代表了他追求客观、冷静的性格。
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结构方式，这一“矛盾”的特征在他的爱国主义问题上也生动地表现了出来。美国生活给他留下的屈辱、对中国现实的感慨以及他那深厚的国学教育都使得诗人在感情世界方面不断凝聚着爱国主义的能量，燃烧着，有时真到了超乎于诗，超乎于语言艺术的局限，它似乎就要升腾起来，直立起来，逼着诗人转化为某种惊世骇俗的行动。“咱们的中国”，韵味无穷，“咱们”一词已经生动地表现了闻一多那强烈的主人意识、个性意识，它的潜台词就是：这中国是我们大家的，不能任其衰弱毁灭，也不允许那些“行尸走肉”将它断送！结合《长城下之哀歌》、《死水》等篇章来看，诗人显然特别看重这“咱们”二字。于是，对祖国的热爱就凝结、转移为对某种中国同胞（包括专制统治者）的愤懑与抨击，尽管这一抨击是隐晦的，但它所需要的能量已经完全贮存在了这“青天里的霹雳”里。与之同时，闻一多实在又是一个厚道的人，往西单臭水沟里扔破铜烂铁又已经是“够意思”的了，他并没有决心努力在“咱们”一词上大作文章，他不是那种向同胞争夺地位、名份的人，至于行动上的争斗就更是不可能了。闻一多回国以后曾有机会进入更高的政治、社会圈子，有可能真正干预“咱们的中国”，但事实上他都放弃了，并在《死水》之后转入到更沉静的书斋生活中。
压制与克制并不取消冲动，相反，越是努力在理智状态下保持外在的平衡，那日益澎涨的感情一旦冲决而出，就将彻底破坏我的心理平衡，成为个人的“灾祸”，燃烧为可怕的烈焰。对此，闻一多也是有自知之明的，在他的主观感受中，这口气在他心中游走了好久好久，足足可以与我们民族五千年漫长的历史相抵。他压抑着，忍受着，沉默着，但毕竟是“火山的缄默”，终于有一天是会喷发而出的。他向某种“同胞”发出了警告，即便是铁树也可以开花，当我的“火气”爆发时，你可不要害怕！
就这样，在诗的“白日梦”里，憨直的闻一多完成了他复仇式的宣泄，尽管他最强烈的最忍无可忍的情感最终还是简化成一个偏正词组：咱们的中国。就在这一短促的感叹里，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智与情感，犹疑与果敢，现实与理想都得到了最恰到好处的表现。
揭露黑暗现实对民意的压制，也寓示着民众积蓄着的巨大的力量。接着进一步用火山作比，它虽然沉默了千百年，一旦突发就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力量。这一喻象表明诗人对人民反抗的力量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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