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和地区的区别是什么？

国家，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包括四个组成要素：领土、人口、政府组织和国家主权，就像中国、美国、日本。

地区，则通常泛称中央政府不能直接施政的城市、区域或者不被普遍承认的“国家”，有可能是脱离某国独立，或被某国视为领土。由于国际能见度不佳，而使得“该国”在国际组织、交流上，常被主导国际政治的国家以地区称之。如我国的台湾地区、港澳地区，美国的关岛。

对于发达国家的定义，有多种说法，但公认的标准是：较高的人均GDP（不是GDP总量）和社会发展水平。按1995年前后的标准，人均GDP在8000美元以上（按名义汇率计算）加上一定程度的社会发展水平就可基本定义为 发达国家。近10年的发展，使8000美元这个标准已经落后了，2005年应提高到10000美元左右。

对于发达国家的定义，有多种说法，但公认的标准是：较高的人均GDP（不是GDP总量）和社会发展水平。按1995年前后的标准，人均GDP在8000美元以上（按名义汇率计算）加上一定程度的社会发展水平就可基本定义为 发达国家。近10年的发展，使8000美元这个标准已经落后了，2005年应提高到10000美元左右。

按这个定义，在这10年，有8个国家已经加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这8个国家是：塞浦路斯、巴哈马、斯洛文尼亚 、 以色列、 韩国 、马耳他、匈牙利 和捷克

什么叫发达国家，而什么又叫发展中国家呢，从国际分工的合作之中可见一斑。

在国际分工中，发达国家可以得到高尖精的产品市场，而发展中国家只能是做一些低端产品的市场。最终低端消费品往往不是发达国家制造的，而是发展中国家才生产最终低端消费品，发达国家主要是搞工业化引领、集约型研究和现代化信息整合的工作。而发达国家的脑力型工人必然要求更多的休闲时间、学习时间和考究时间；发展中国家则因为当地资本家要把发达国家强加给当地资本家身上的成本都让工人来承担，因此当地工人只能夜以继日地更长时间地加班。

于是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最终为的是让本国公民得到更多的生活休息时间，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只能是让工人付出更多的生产劳动时间，其中的差额是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强抢来的。

什么叫发达国家，而什么又叫发展中国家呢，从国际分工的合作之中可见一斑。

在国际分工中，发达国家可以得到高尖精的产品市场，而发展中国家只能是做一些低端产品的市场。最终低端消费品往往不是发达国家制造的，而是发展中国家才生产最终低端消费品，发达国家主要是搞工业化引领、集约型研究和现代化信息整合的工作。而发达国家的脑力型工人必然要求更多的休闲时间、学习时间和考究时间；发展中国家则因为当地资本家要把发达国家强加给当地资本家身上的成本都让工人来承担，因此当地工人只能夜以继日地更长时间地加班。

于是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最终为的是让本国公民得到更多的生活休息时间，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只能是让工人付出更多的生产劳动时间，其中的差额是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强抢来的。

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发展的时间先后不同罢了，一个是现在进行时，一个是过去时。

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根源及其消除

作者 佚名 摘自 未知 发表 2007-1-22 16:55:43 背景
贫困是全球化的问题，也是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它影响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也阻碍了中国改革开放最终目标的实现，是当今人类共同的大敌。因此，它是世界银行在其20年发展报告中唯一作为专题两次专门论述、并在其他年份的报告中多次提及的问题。
一、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现状
1、贫困的界定
贫困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贫困是经济意义上的贫困，指难以将生活维持在经济上最低水准的状况。广义贫困除包括经济意义上的贫困之外，还包括社会、发展、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如人口寿命、营养、教育、医疗、生存环境及失业等方面的状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总体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贫困的概念逐步由狭义的纯经济层面向广义的影响生存质量的多层面过渡。贫困概念界定的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点在世界银行和国际权威组织的定义中明显地体现出来。
世界银行《1980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在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是处于贫困状态。”显然，这里强调的是以消费水平为基础的物质条件。《1980年报告》将贫困线确定为人均年收入75美元。《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贫困，即缺少达到生活水准的能力”，并认为考虑贫困问题还要考虑人口寿命、营养状况、健康状况、儿童入学率、医疗卫生、识字能力、受教育机会等社会福利文化的内容。《1990年报告》确定了两条国际贫困线：一是人均年收入275美元以下为“赤贫”；二是人均年收入370美元（按1985年购买力平价不变价格计算）为“贫困”。199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人文发展”的角度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它除了包括人均收入的因素外，还包括人均寿命、卫生、教育和社会环境等多种指标。这种“人文贫困”的界定方法，能够较全面地反映一国的经济水准和生存状况，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以这个标准衡量，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体表现。
2、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现状
1991－1996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达到9％， 但贫困人口却没有因经济增长而减少，反而有所增加。据联合国调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由1990年的10亿增加到目前的13亿。这些人生活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每人每天只有不到1美元的收入。在发展中国家中有8000 万人完全不能享受医疗服务，8.4亿人营养不良，2.6亿人不能上学。在最贫穷的非洲地区，贫困发生率（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目前，非洲6.3亿人口中，约有一半挣扎在饥饿线上。 （注：“非洲贫困状况恶化”，《人民日报》1996年2月7日第7版。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年10月的一份报告称，世界贫困人口中70％是妇女。贫困家庭儿童的处境更糟。20世纪80年代中，发展中国家有1 亿儿童流浪街头。
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并未缓解贫困的状况给人们以警示：增长并不等于发展，经济增长是缓解贫困的重要因素，但并非最关键的因素。
二、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及解决途径
1、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历史条件制约、经济基础落后、自然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人口过度增长、经济结构单一、发展战略不当、经济政策失误等内部因素，也有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贸易地位不利等外部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教育水平低下。因为贫困人口只有获得谋生的机会，才能消除贫困；而如果没有利用和把握谋生机会的能力，或者说没有对机会的反应能力，任何机会都会从身边溜走。受教育程度低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人，则无法获得这种能力。
从全球不同国家和社会各阶层看，贫困人口往往集中在经济落后、通讯不发达、交通不畅、教育不普及、识字率低、观念落后的偏远地区。在这些地区，由于得不到基本的社会服务和人力资本投资，贫困人口不具备利用谋生机会的能力，无力获得足够的食物，他们的孩子就更需要早先出去赚钱以补贴家用而不能上学；他们更需要多生育，靠一个大的家庭组织来维持成员的生计，人均生活水平更低，贫困进一步加剧。这一恶性循环的源头在于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力生存状况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教育水平低下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
2、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关键
减轻贫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1980年报告》分析了贫困、经济增长与人力开发之间的关系，指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有效地消除贫困，而人力开发在消除贫困特别是绝对贫困的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报告详细阐述了人力开发的几个主要因素：教育、健康、营养和生育，他们各自如何影响穷人的收入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1990年报告》进一步给出了由“机会”和“能力”两个方面组成的有效扶贫战略：“一是实行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及其配套政策，促进对穷人最丰富的资产，即劳动力的需求，为穷人提供谋生的机会；二是广泛向穷人提供基本社会服务，增加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高穷人利用谋生机会的能力。前者解决的是劳动力数量过多的问题，后者解决的是劳动力质量过低的问题，以此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从而解决贫困问题。”要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与使穷人受益于经济增长的政策统一起来。其途径有：（1 ）给穷人以资产所有权。一是将存量资产重新分配给穷人，如土地改革。二是增量资本作有利于穷人的分配。特别是通过初等教育和医疗保健对穷人人力资源的公共投资，成为增加穷人资产的重要政策手段。（2 ）增加穷人所拥有资产的受益。即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业收益减轻贫困。非熟练劳动力是穷人最重要的资产，非熟练劳动力收益大幅度提高，能使收入分配有利于穷人。另外特别重要的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提高穷人的资产收益，这包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这种投资能够将促进增长与减缓贫困统一起来。研究表明，农业报酬增长额的1／4、非农业报酬的3／4可以归因于良好的教育。（ 3）对穷人进行适度转让。上述无论哪种减轻贫困的方法，都有赖于穷人自身的接受和掌握能力，有赖于他们对新方式和新机会的利用，归根结底依赖于提高这种能力的人力资源开发。
人也是增长的源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和有健康身体的劳动者更容易获得好的工作机会，为经济增长做出更多的贡献。虽然创业精神和管理能力在公共和私人部门都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技能、知识和工作态度。因此，必须在取得短期的经济增长与着眼于人们的长期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投资之间保持平衡。要获得增长的源泉，达到和保持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就要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人力开发毫无疑问在消除贫困的斗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注：世界银行1980年《世界发展报告》。）
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因素，也是长期发展的基础。劳动能力是所有健康的穷人赖以生存的唯一宝贵的资本。因此，用教育来提高劳动力的生产率和穷人把握机会的能力，是同贫困斗争的最有效的途径。他使穷人有能力抓住经济增长的机会，提高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从而提高他们明天的工作效率，使经济的长期发展获得不竭的资源。因此，政府有必要对现行的支出格局倾向做出调整，其中包括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社会部门旨在改善穷人生活状况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措施是，扩大和改善初级教育和基本的医疗卫生保健。政府有必要在贫困人口集中的农村地区增加公共投资，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赋予地方当局更多的责任，持续扩大农村的诊疗所和小学数量，改进服务质量。在总结扶贫经验时，《1990年报告》指出：“任何试图在世界经济中开展竞争的国家，都有必要采取全面的教育政策，包括在高等教育、科技和专业培训方面的开支。”（注：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最成功的国家都推行一种有效的使用劳动力的增长模式，并对穷人的人力资源进行投资。这两方面兼顾的方针是减轻贫困的基本战略，两者缺一不可。一方面是为穷人提高运用其最丰富的资产——劳动力的机会，另一方面是改善其眼前的福利并提高其利用新出现的机会的能力。两相结合可以提高世界上绝大多数穷人的生活水准。”（注：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两个报告得出的同样结论是：对人力资本尤其是对教育的投资，有助于铲除贫困之根源。
三、中国的贫困问题
1、中国贫困问题的现状
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贫困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自实施扶贫计划以来，中国的贫困人口锐减，但反贫困任务仍相当艰巨。一方面是剩余贫困人口脱贫难度加大，初步脱贫人口返贫问题突出；另一方面，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又产生了城市新增贫困人口。
（1）农村贫困状况：以1985 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扶贫标准年人均纯收入200元为基础进行调整，1999年相当于635元。按照这一标准计算，截至1999年底，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3400万。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估计，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就远不止几千万，而是1.06亿（1998年底）。（注：杨军：“中国反贫困战略面临的困惑及调整思路”，《甘肃理论学刊》2001年1期。）据国务院扶贫办的报告估计， 如果把那些虽然已经解决了温饱但极易返贫的人口算上，中国目前的农村贫困人口可能超过农村总人口的10％。显然，我国农村的贫困标准是建立在维持基本生存的最低水平之上的。除物质生活贫穷外，我国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社会保障和医疗条件差，生活质量差；贫困使一些儿童营养缺乏，健康状况不佳，许多适龄儿童特别是女童失学，文盲较多；信息闭塞，观念落后。
（2 ）城市新增贫困人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企改革的深入，市场机制自发诱导的诸如失业、破产、收入差距悬殊等新的致贫因素的影响迅速增加，大批下岗和长期失业人员、退休职工中的低收入者等，构成了城镇新的贫困人口。1996年我国城镇贫困户数是306万户， 贫困人口1176万人，户年人均生活费收入1321元，比当年划定的城市贫困线户人均生活费收入1671元还要低20％。 （注：《中国工商时报》1997年10月10日。）近几年，随着下岗、失业问题的日益严重， 我国城镇贫困问题进一步恶化（见表1）。
附图{F102f43.BMP}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1）综合失业人数＝下岗无业人员＋失业人员
（2）综合失业率＝综合失业人数／劳动力总数
据劳动部测算，2000年下岗职工总数为2100万， 按照新的要求，2000年之后，下岗职工将直接进入失业范围，不再新设再就业服务中心。这些人中约50％左右在失业救济金用完之后，不能重新就业，他们将陷入贫困之中。
城镇贫困人口的加入，使中国贫困人口的结构更加复杂，使中国贫困问题更加恶化。
（3 ）中国的“人文贫困”：中国的城乡贫困不仅表现在经济收入、人均生活支出的经济层面上，更反映在生存状况、受教育程度、医疗卫生条件等生活环境质量上。若用人文发展指标来衡量，中国的“人文贫困”状况更加严重。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对175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排在108倍。联合国人文排序的新指标包括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综合入学率、人均GDP。这一人文发展指数更能反映人类文明的进步程度， 对“贫困”的理解也更为深刻。这种排序使我们看到，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不仅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更重要的是在反映综合水平的人文指标上，而后者的差距比前者更难弥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后者这些指标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决不仅是增长）潜力，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真正水平和综合实力。这些人文发展指标为我国扶贫、脱贫工作指明了方向。
2、中国脱贫的关键
从中国的贫困人口阶层分布看，无论是农村贫困家庭还是城市贫困人口，都集中在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人群中。在农村，由于没有文化，无法掌握科学种田的知识，即便有了土地也得不到应有的收获，更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的袭击。没有利用谋生机会的能力，不掌握生存技能，看不见也抓不到改变生活的机会，脱贫基础脆弱。即使是已经脱贫，但当使其初步脱贫的物质基础发生变化或稍有不测时，很快重新陷入贫困。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10％刚刚脱贫的人口又返贫。在城市，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下岗人员很难胜任对技术要求较高的新岗位，难寻收入丰厚的职业。由此可见，摆脱贫困的关键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在为贫困人口提供谋生机会的同时，更侧重于提高其利用谋生机会的能力。“改善人口质量的投资，能显著提高穷人的经济前途和福利”。（注：舒尔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讲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有鉴于此，政府应将扶贫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巩固和提高贫困个体的生存保障和发展能力上来，增加贫困人口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提升他们获取生存和发展资源的手段和能力，扶贫扶在根上、扶在点子上。政府要把扶贫和扶智有效地结合起来，在进行物质扶贫的同时增加文化扶贫的力度；在提供必要的资金、救济，使贫困人口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同时，加大提高贫困人口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的教育投入；在以物质投入缓解贫困现状的同时，强调“扶人”、“治本”这一根本途径。
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扶贫工作中也面临着资金不足这一最大障碍。“面对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庞大的发展计划，政府往往需要在人力开发与其他项目间费力地权衡。“发展中国家应力图提高公共企业的资金营运效率，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减少军费，以及减少一些需要高投入而不太紧急的项目投资，使更多的资金能够用于向小学教育、基本卫生保健这样的项目上。”（注：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
亚当·斯密说过：“一个国家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其劳动者所掌握的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力的高低。”这句话在今天仍然是至理名言。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她的人民。人力资源的全面开发既是经济发展的源泉又是它的最终目标。然而贫困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也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实现，一个国家现今的健康和教育水平反映的很可能是其10年甚至20年前为人力开发所作的努力。（注：程漱兰等编著：《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年回顾》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7月。）
《管子·修权》里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中国的人力开发与反贫困斗争任重而道远，需要全社会做出不懈的努力，其中政府的作用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