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

20世纪是生命科学迅猛发展的时代,尤其是最后20年,它的发展速度之快更加令人瞩目.利用基因技术培育的转基因食品已经摆上了普通百姓的餐桌；基因方法已经开始挽救患者的生命；克隆技术的重大突破,已使动物的复制成为可能.人类数千年来的梦想正随着生命科学发展逐一实现,随着物理学世纪让位于生命科学世纪,世界还将会有更多的奇迹出现.
可以预计,在发展和危机并存的21世纪,生命科学将成为自然科学的带头学科.分子生物学将在生命科学中保持主导地位；细胞生物学还将作为生命科学的基础科学继续发展；脑科学将代表生命科学发展的一个高峰；基因组计划、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蛋白质工程将带来农业、食品、医药和化工等领域的革命,产生难以估量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的应用前景,将使生物产业成为全社会的产业支柱.
在所有的科研突破中,基因科学及其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给人们带来的希望最大.科研人员研究工作的关键是弄清楚细胞的运转机制.始于1990年的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工程,动用了美、欧、亚多国的数百名科学家,预计耗资30亿美元,最终目标是要在2003年之前绘制出人体10万个基因的图谱,揭开30亿个碱基对的密码,弄清全部基因的位置、结构和功能.这项工程可以揭开有关人体生长、发育、衰老、患病和死亡的秘密,最终将帮助人类攻克诸如癌症、艾滋病、肝炎、肺结核、阿尔茨海默氏症等许多疑难病症.
控制蛋白质将是科学家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科学家希望从蛋白质的控制中了解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理学、分子遗传学等方面的重要情况.世界最大的实验室已联合起来对规范蛋白质生产的15万个标记进行编排,预计完成这一工作需要15年时间和30亿美元的投资.这将导致出现新的基因疗法和药物疗法.
21世纪科学家将在人体的器官和组织“重造”及修复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在人身上进行转基因动物器官移植将成为可能；一些科研小组正在致力于完成人体细胞代谢程序的重新编排,使之具有新的功能；科学家还打算研制生物—人工器官,即研制能置于抗排异膜内的人体或动物的假器官,这种生物—人工器官将取代人造器官.
基因工程将引发一场新的绿色革命,农业的生产效率将获得全面提升.未来的基因工程作物不但可以在恶劣的环境里茁壮成长,而且还会含有更高的营养成分.未来的农民也许既可以种粮食,又可以种疫苗,他们还将利用基因工程培育可以生产疫苗、化学药品以及可进行生物降解的塑料等作物.
生物技术还有可能为计算机领域的研究带来突破.目前采用的硅芯片上集成的电子器件数量已逐渐接近极限,因此计算机的计算处理能力也就接近极限.以DNA计算机为首的生物计算机也许将会成为传统计算机的理想的终结者.各种生物计算机可彻底实现现有计算机所无法真正实现的模糊推理功能和神经网络运算功能,是模拟人工智能的一个突破口.
可以预料,生物学及生物技术的应用必将对21世纪产生重要的影响,它不仅能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而且它也会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和严重的伦理问题,因而在各国纷纷加大对生物产业投入的21世纪,科学家们还应树立起保护自然资源、生物多样化和人类生存系统的责任心,维护人类的尊严和人类生存的基本权利.1999年世界科学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通过了《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宣言》,制定出科学与社会之间订立的新契约.

2007生命科学前沿学术研讨会暨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第五届年会新闻发布会在清华大学举行，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主席施一公博士和本次会议组委会成员鲁白、饶毅共同向北京的部分新闻记者介绍本次大会的情况。施一公说：“我相信，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而华人生物学家将在其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这样讲呢？作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施一公说：“我可以先用3个数据从侧面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美国科学院有1900多位院士，其中1100多位院士从事的是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第二，美国最大的工业是现代生物制药业，美国民间投资最多的工业也是现代生物制药业；第三，美国联邦政府用于资助科学研究的预算中，其中有一半以上用于生命科学的研究，仅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在2006年度的预算就有280亿美元。”

　　施一公认为，华人生物学家将在21世纪的生命科学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说：“我们将在北京大学举行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实施25年的庆祝会。在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的1981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吴瑞教授提出并创立了CUSBEA项目，在1982年至1989年期间，该项目共派出420多位学生到美国接受博士训练，如今，近200位CUSBEA学子在美国的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以上的职位。据不完全统计，今天，华人生物学家在美国大学做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的人有2500多位，而这一数字在1997年时还不到100，10年间涨了25倍，说明中国人在生命科学领域是如此的兴旺发达。”

　　据介绍，为表彰吴瑞在生物化学和植物生物技术领域的杰出成就，以及他在中美学生交流项目中的领导作用，1997年，新加坡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邓兆生(Christopher Tang )博士提议设立吴瑞基金会，这一提议立即得到在美华人学者的积极响应。1998年2月，“吴瑞协会”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成立。该协会在华人生物学家中的影响越来越广泛。为此，“吴瑞协会”2004年更名为“华人生物学家协会”，成为代表北美及其他地区3000多名华人生物学精英的专业组织。许多著名的华裔生物学家，如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教授，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袁钧英教授，HHMI研究员许田教授、韩珉教授，西北大学饶毅教授，哈佛大学医学院施洋教授，杜克大学王晓凡教授等等都是它的成员。

　　施一公说：“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使命是为华人生物学家提供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搭建海外与中国生命科学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促进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鲁白指出：“我们的协会有着特殊的功能，这些生物学家从大陆出去、在西方取得研究成果，他们和祖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进行学术交流外，还在努力和国内的科学家一道，促进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饶毅认为，做科学是一件快乐的事，但他却发现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领域的学生大约只有15%愿意今后做科学。他说：“现在好多学生对科学没有兴趣，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是为了让父母或老师高兴，大学毕业后就没有目标了，这非常令人担心。”

　　施一公说：“我个人认为，这次的生命科学前沿学术研讨会是学术水平最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学者都是在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工作，会议有80多个专题学术报告，范围很广，报告人中还有非常优秀的女生物学家。希望记者们有机会采访这些优秀的生物学家，请她们讲述自己从事研究工作的故事，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她们，从而鼓励更多的年轻学生从事生命科学的研究。

21世纪很可能是生命科学的中世纪，一场生命科学领域的“宗教改革”喷薄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