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不仅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有着发达的海洋观,主要是:世界海洋论、有机论自然观、以海为田的资源观、和为贵的外交观、整体论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传统海洋观以及悠久的海洋开发历史,对当代中国全面发展海洋文化,建设海洋强国是十分重要的。
世界海洋论、和为贵外交观以及两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引导我们勇闯大洋,发展传统友谊,建设和谐海洋。
中国古代有世界大陆论和世界海洋论。其中,世界海洋论认为:“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玄中记》)；海洋之大无法想象,“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夫不以顷久推移,不以多少进退者,此亦东海之大乐也。”(《南华真经·外篇·刻意》)故古代称海洋为“百谷王”、“无底”、“天池”等。
战国时,邹衍(约公元前324年-前250年)提出大九州说,认为人类居住的世界相对很小,只是浮在浩瀚大洋上一些大陆岛而已,称为九大州,每个大州又有九个小州组成,中国只是其中一个,被称为“赤县神州”。每个小州有裨海环绕,大九州为大瀛海围绕直到海天之际。赤县神州只是浮在大洋上的81个大陆岛之一而已,也并非一定在世界中央。邹衍的大洋中浮着大陆岛的概念得到浑天论和天地结构论潮论的支持,浑天论在唐代之后成为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宇宙论。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海洋观认为,世界各国是相互平等的,因而应是友好的,中华民族没有恃强凌弱的基因。
中国对海外有着美好的想象和探索的冲动。春秋时,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表明了他推行大道的决心和不惜飘洋过海另创乐土的信心。战国时,北方沿海地区就流传着海外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的传说。秦始皇更派徐福出海求仙；无独有偶,汉武帝也派人出海求仙。《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中国使臣去海外各国,航行南海、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最远已到达印度东南部和斯里兰卡。早在世界史上的地理大发现之前的1405年-1433年之间,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到达55个国家,最远到达东非赤道以南的肯尼亚。
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以邻为睦,中外海上友好交流也源远流长。隋唐时,日本遣隋使、遣唐使不断来中国学习,得到中国的友善接待和无私帮助。唐代鉴真更东渡日本,传授中华文化。宋元时,在泉州港甚至形成市舶司官员为外国商船返航祈求顺风的礼仪。泉州的九日山祈风石刻遗址,充分体现了这种友好的政策。郑和下西洋恢复发展了中国与东西洋各国的友好关系,国外使臣不断来华。1413年印度古里派来使臣和随从人员就达1200人。1417苏禄国(位于今苏禄群岛)东王巴都葛·巴哈刺与西王、峒王率340人的大型使团访问中国,受到明朝政府盛情接待。归途中东王病逝于山东德州,就地埋葬。明成祖朱棣下令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亲撰碑文。1419年郑和船队回国时就有17个国家的使臣来华。从洪武开始,明朝与琉球建立封贡关系,十分友好,册封新国王一直就是琉球国政治上的一件大事。
以海为田资源观、有机论海洋观、整体论科学观,引导我们更广更深开发海洋资源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不仅发展陆地农业,河口海岸地区发展潮田,在海洋经略上也是以海为田,重视海洋水产资源的开发。尽管世界上临近海洋的国家均有吃海、用海的历史,但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广度和深度上,古代中国是遥遥领先的。今日广布于辽东半岛直至广东沿海的贝丘实是原始人食用海产后的贝壳等物堆积而成,可见当时食用规模之大。先秦时,“海王之国”就知道“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韩非子·大体篇》),重视开发鱼、盐之利。古代渔场遍布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产量高规模很大。与西方传统海洋文化的商业性不同,农业性是中国传统海洋文化最明显的特点,内涵博大精深。古代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及“以海为田”的观念,从高层次上推动了海洋资源的开发。在当代这一传统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大大加强。
古代“以海为田”观念并非只指“蚝田”、“蚶田”、“蛏田”、“种珧”、“鲻池”、“珠池”的海洋水产养殖,也不仅包括海洋捕捞,而是一种大农业思想,内容涉及广泛的资源开发。当代中国的海洋资源开发要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向更广更深发展:不仅发展近海捕捞,还要大力发展远洋捕捞；海产养殖除了传统的贝类、鱼类,还要大幅度引进新的品种；海洋资源开发除了食物资源,还要发展药用、宝货、建材、工艺品原料等资源；盐田要继续扩大,更要大力开发海底石油、天然气、锰结核、可燃冰等新的海洋矿物资源。
古代在海洋资源开发的同时,也重视资源的保护。传说夏禹治国已有“四时之禁”,如“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大聚解》)先秦政治思想家十分重视资源开发的可持续性,推颂“四时之禁”；还主张限制鱼网的网眼以保护幼鱼,提出:“网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管子·八观篇》)在今天看来,海洋资源开发中古老的严禁滥捕、滥捞,维护生态平衡的思想和政策,仍是远见卓识的。在海洋资源减少、海洋环境退化的今天,制订具体的海洋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的政策已是迫在眉睫。
古代的重农政策和抑商政策是紧密结合、相辅相成的。尽管抑商政策在中国古代,对于沿海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合理开发海洋水产资源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但商业较弱也对资源进一步开发有着一定阻碍作用。繁重的土贡、渔税、盐税以及盐、珍珠等生产的官营也严重阻滞了海洋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当前为了推动海洋资源的开发,必须调动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对海产品的市场起到促进作用。
巧妙的海洋技术思路、整体论的海洋理论,在当前与还原论科学结合将成为海洋科技创新的重要源泉
中国古代是海洋大国,海洋活动频繁,海洋事业宏伟:海洋渔业、养殖业异常发达；航海活动频繁、海洋丝绸之路开拓；造船业发达；风暴潮严重、海塘雄伟坚固；潮灌发达、潮田广布等。这孕育了异常丰富的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技术和巧妙的技术思路。例如,特殊捕鱼法探鱼法、鱼汛捕鱼、小船捕鲸法、多种种蚝法、人工养珠法、蛎房固基、风暴潮综合预报(“天神未动,海神先动”)；五纵五横鱼鳞筑塘法、潮闸的多功能法、潮灌技术、潮汐起重机、水密隔舱、综合地文导航法、季风航海以及航海罗盘、潮汐表、莲子比重计等等。
与先进巧妙的海洋技术相关的是中国传统有机论自然观的整体论海洋学理论。这些理论在古代世界是遥遥领先的。例如,元气自然论潮论的月潮同步理论及其高潮间隙、天气下地气上的水分海陆大循环理论、海市成因的气映说、多种海洋活动周期的海洋圜道观、海陆变迁概念、生态平衡论与四时之禁、台风为旋转风说、感潮河段海水河水交汇的动力模型、区域水产志、区域海洋学(古代称小海区为“洋”)、海滩生物生态学等。
近代还原论的科学崛起是科学史上一大进步。但还原论思维一家独大也暴露出自身的缺陷。当前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和科技的新的进步,已呼唤整体论科学的全面崛起。中国古代巧妙的海洋技术和技术路线、整体论的传统海洋理论,如深入开发并在实践中与还原论科学技术结合(或优势互补)将带来巨大的创新灵感,成为中国当前海洋科技事业新飞跃的动力,也有力推动人与海洋的协调发展。
对重农抑商千年国策的总结和反思,引导我们必须同时以海为途,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建设外向型经济
中国古代海洋文化是农业性的,强调“以海为田”,开发本国资源,而不提倡“以海为途”去海外获取别国资源。几千年来,重农抑商已成为国策。封建统治者限制老百姓经商,更不让他们出国经商。古代虽有对外海洋贸易,但大多限于港口贸易；古代虽有海上丝绸之路,但中国公开活动的是使臣和宗教徒等,大量民间商人常被迫以走私形式。明代因倭寇之乱,统治者更实行“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的海禁政策。民间商人更被逼走私,乃至武装走私。封建伦理常把出洋贸易的中国商人和水手视为弃民。官府对发生在吕宋、爪哇等地屠杀华侨的严重事件置若罔闻。与欧洲海洋国家的统治者支持老百姓出外经商,保护他们的海外权益相比,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在这方面是保守落后的。
当代中国已全面改变了传统的闭关锁国政策。改革开放30年,对中国人放眼世界,正确了解世界各国,发展中外交流,对中国的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的现代化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中国古代的对外海洋贸易主要是港口贸易。改革开放以来,沿海相继开放的港口城市和经济特区,大都是与古代对外贸易港有联系。以这些开放的港口城市为依托,利用附近海岸带发展起沿海开放带。同时依靠伸入内地的大江、铁路发展了由沿海向内地扩展的开放带。形成了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的梯级开发,带动全国的开放和经济腾飞,充分发挥了海洋文化的优势。这种发展势头在21世纪是只会加强不会减弱的。
古代对来华的外国商人采取十分友好的欢迎态度。当前中国继承并发扬这种优良传统,推动了世界各国的朋友来华投资、经商、留学和旅游观光。
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常过分地把港口贸易作为一种万国朝贡的形象,明代竟一度实行朝贡贸易制度。结果被利用,大量关税漏失,国库空虚,最后又不得不限制各国来华朝贡次数。当代的改革开放中,我们仍要欢迎外商来华投资经商,但不能被假象所迷惑,要算好经济账,使这种开放活动真正有利于民族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强。
古代港口贸易中,贪污、受贿、腐化之风十分严重。清代广州港负责中外贸易事务的十三行与不法外商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坑害国家。鸦片就是在十三行帮助下偷偷运进中国的。当代要吸取惨痛教训,严防涉外人员中的少数败类损害民族利益。
博大精深的海洋文化遗产,引导当代海洋文化的全面建设
中国古代是海洋文化大国,在航海和经略海洋上有着众多伟绩。这不仅记录在大量文献中,还在广阔的沿海地区和众多的海岛上留下许多遗址、文物。目前部分资源已得到开发,如蓬莱丹崖山、海宁海神庙、湄州天后宫、佛山祖庙、泉州九日山、杭州六和塔等都已成为古迹名胜。中国古代航海家还在东西洋航线的国外也留下许多遗址、文物,有待我们系统调查收集。
由于长期以来学术界受所谓中国没有海洋文明的谬论所束缚,沿海广大地区的海洋文化遗产没有被作为一个系统完整的文化体系来研究,长期以来也没有对历史海洋文化进行统一的调查和开发。这些海洋文化遗址、文物的开发、保护和修复,可以展现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风采,大力促进沿海地区的文化旅游和文化建设,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反过来,沿海文化旅游事业和地方经济发展,将促进传统海洋文化的系统整理和研究,使海洋文化遗址的修复得到可靠的物质保证。
沿海地区是开发较早、人口密集、农业发达的地方,但也是海洋自然灾害集中的地方,主要有台风、风暴潮、咸潮倒灌、海岸侵蚀等。由于天人合一观和有机论自然观的影响,古代有着大量的海洋自然灾害、异常现象的记录,这是中国古人留给今人、贡献给世界的海洋史信息宝库。及时对这一宝库进行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研究,对当代海洋灾害规律的探索和海洋工程的远景规划是十分必要的。
在沿海十分富庶的河流三角洲,风暴潮灾能量集中,危害十分严重。为了保卫富庶的三角洲和广大的海岸平原的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古代建设起宏伟的滨海长城——海塘,在世界减灾史上树起了一座座丰碑。自东汉以来历代努力建立起来的雄伟的江浙海塘如今已与长城、大运河齐名,被称为中国古代三项伟大工程。当今尽管海塘建设和其他海洋减灾活动已有加强,但对海洋灾害的危害性还是要十分警惕。人类在改造开发不利的自然条件的同时,也往往存在尚未认识的导致灾害增长的新因素。当前,要确保沿海地区经济腾飞,减灾防灾必须得到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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