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教育的作用和目的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与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
他认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背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也是切中时弊的。
二、论“小学”和“大学”教育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分别提出了两者不同的任务、内容和方法。
8岁至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朱熹十分重视这个阶段的教育，认为小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他说：“古者小学已自养得小儿子这里定，已自是圣贤坯璞了”。同时指出，“蒙养弗端，长益浮靡”，若儿童时期没有打好基础，长大就会做出违背伦理纲常的事，再要弥补，就极为困难了，“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因而，他认为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必须抓紧，抓好。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以下三点。首先，主张先入为主，及早施教。在朱熹看来，小学儿童“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很容易受各种思想的影响，而一旦接受了某种“异端邪说”，再教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就会遇到抵触。因而，必须先入为主，及早进行教育，“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使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扦格不胜之患也”。其次，要求形氛生动，能激发兴趣。朱熹接受程颐等前辈学者的思想，认为在对小学儿童进行教育时，应力求形象、生动，以激发其兴趣，使之乐于接受。在此思想指导下，他广泛地从经传史籍以及其他论著中采集有关忠君、孝宗、事长、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诗、故事等，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教育用书，广为流传，产生了重要影响。再次，首创以《须知》、《学则》的形式来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儿童道德行为习惯的形成有一个从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过程。
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大学教育是在“小学已成之功”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与小学教育重在“教事”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大学教育任务也与小学教育不同。小学教育是培养“圣贤坯璞”，大学教育则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加光饰”，再进一步精雕细刻，把他们培养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他写道：“国家建立学校之官，遍于郡国，盖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
在大学教育方法方面，朱熹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其中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重视自学。他曾对学生说：“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在教师指导下重视学生的自学与研究，确是大学教育中一种重要的方法。
其二，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熹不囿门户之见，进行不同学术观点之间交流的做法，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的美谈。
朱熹认为，尽管小学和大学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阶段，具体的任务、内容和方法各不相同，但是，这两个阶段又是有内在联系的，它们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因教育对象的不同而所作的教育阶段的划分，并不是像“薰莸冰炭”那样截然对立。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反映了人才培养的某些客观规律，为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发展增添了新鲜内容。
三、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
道德教育是理学教育的核心，也是朱熹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朱熹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他说：“德行之于人大矣……土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就是说，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因此，古代的教育者都把道德教育置于优先地位。反之，如果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
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立志
朱熹认为，志是心之所向，对人的成长至为重要。
因此，他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如果不立志，则目标不明确，前进就没有动力，“直是无著力处”，他说：“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又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
(二)居敬
朱熹强调“居敬”。
他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还说：“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由此可见，“居敬”是朱熹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
(三)存养
所谓“存养”就是“存心养性”的简称。
朱熹认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善性，但同时又有气质之偏和物欲之蔽。因此，需要用“存养”的功夫，来发扬善性，发明本心。他说：“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从另一方面来说，“存养”又是为了不使本心丧失。“圣贤干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主宰。”同时，从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来说，“存养”是为了收敛人心，将其安顿在义理上。
(四)省察
“省”是反省，“察”是检察。“省察”即是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的意思。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搞好自身道德修养，就应当“无时不省察”。在他看来“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倾，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于亡而不自觉。天下之事，不是则非，而无不是不非之处。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则陷于恶而不自知。”因此，为了使人心不“沦于亡”，做事不“陷于恶”，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是必不可少的。朱熹的这一见解，表明他在道德教育中既强调防微杜渐，同时又重视纠失于后。
(五)力行
朱熹十分重视“力行”。
“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他所说的“力行”，是要求将学到的伦理道德知识付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转化为道德行为。朱熹的这些见解，已经触及到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动，道德行动接受道德认识的指导，并检验道德认识的正确与否等这样一些道德教育的基本问题。
朱熹的上述见解，反映了道德教育中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至今仍有可供借鉴之处。
总之，朱熹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继孔丘之后的又一个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教育宝库，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认真研究朱熹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不仅是研究宋朝教育的重点，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元、明、清时期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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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教育的作用和目的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与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
他认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背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也是切中时弊的。
二、论“小学”和“大学”教育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分别提出了两者不同的任务、内容和方法。
8岁至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朱熹十分重视这个阶段的教育，认为小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他说：“古者小学已自养得小儿子这里定，已自是圣贤坯璞了”。同时指出，“蒙养弗端，长益浮靡”，若儿童时期没有打好基础，长大就会做出违背伦理纲常的事，再要弥补，就极为困难了，“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因而，他认为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必须抓紧，抓好。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以下三点。首先，主张先入为主，及早施教。在朱熹看来，小学儿童“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很容易受各种思想的影响，而一旦接受了某种“异端邪说”，再教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就会遇到抵触。因而，必须先入为主，及早进行教育，“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使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扦格不胜之患也”。其次，要求形氛生动，能激发兴趣。朱熹接受程颐等前辈学者的思想，认为在对小学儿童进行教育时，应力求形象、生动，以激发其兴趣，使之乐于接受。在此思想指导下，他广泛地从经传史籍以及其他论著中采集有关忠君、孝宗、事长、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诗、故事等，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教育用书，广为流传，产生了重要影响。再次，首创以《须知》、《学则》的形式来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儿童道德行为习惯的形成有一个从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过程。
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大学教育是在“小学已成之功”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与小学教育重在“教事”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大学教育任务也与小学教育不同。小学教育是培养“圣贤坯璞”，大学教育则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加光饰”，再进一步精雕细刻，把他们培养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他写道：“国家建立学校之官，遍于郡国，盖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
在大学教育方法方面，朱熹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其中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重视自学。他曾对学生说：“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在教师指导下重视学生的自学与研究，确是大学教育中一种重要的方法。
其二，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熹不囿门户之见，进行不同学术观点之间交流的做法，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的美谈。
朱熹认为，尽管小学和大学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阶段，具体的任务、内容和方法各不相同，但是，这两个阶段又是有内在联系的，它们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因教育对象的不同而所作的教育阶段的划分，并不是像“薰莸冰炭”那样截然对立。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反映了人才培养的某些客观规律，为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发展增添了新鲜内容。
三、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
道德教育是理学教育的核心，也是朱熹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朱熹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他说：“德行之于人大矣……土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就是说，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因此，古代的教育者都把道德教育置于优先地位。反之，如果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
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立志
朱熹认为，志是心之所向，对人的成长至为重要。
因此，他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如果不立志，则目标不明确，前进就没有动力，“直是无著力处”，他说：“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又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
(二)居敬
朱熹强调“居敬”。
他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还说：“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由此可见，“居敬”是朱熹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
(三)存养
所谓“存养”就是“存心养性”的简称。
朱熹认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善性，但同时又有气质之偏和物欲之蔽。因此，需要用“存养”的功夫，来发扬善性，发明本心。他说：“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从另一方面来说，“存养”又是为了不使本心丧失。“圣贤干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主宰。”同时，从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来说，“存养”是为了收敛人心，将其安顿在义理上。
(四)省察
“省”是反省，“察”是检察。“省察”即是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的意思。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搞好自身道德修养，就应当“无时不省察”。在他看来“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倾，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于亡而不自觉。天下之事，不是则非，而无不是不非之处。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则陷于恶而不自知。”因此，为了使人心不“沦于亡”，做事不“陷于恶”，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是必不可少的。朱熹的这一见解，表明他在道德教育中既强调防微杜渐，同时又重视纠失于后。
(五)力行
朱熹十分重视“力行”。
“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他所说的“力行”，是要求将学到的伦理道德知识付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转化为道德行为。朱熹的这些见解，已经触及到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动，道德行动接受道德认识的指导，并检验道德认识的正确与否等这样一些道德教育的基本问题。
朱熹的上述见解，反映了道德教育中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至今仍有可供借鉴之处。
总之，朱熹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继孔丘之后的又一个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教育宝库，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认真研究朱熹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不仅是研究宋朝教育的重点，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元、明、清时期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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