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分化与贫富差距的关系

2025-02-16 11: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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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

　　关于两极分化，马克思早就作过阐述。在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马克思指出：“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这种两极分化，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所分析的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两极分化。马克思不仅指出了财富的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且深刻揭示了依靠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对收入进行两极化分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正是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产生和发展，塑造出了两个对立的、能够采取统一行动的贫富两极利益共同体。而造成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产生的基础则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事实上，私有产权制度是使两极分化制度化、凝固化的制度基础。无论是奴隶制、封建制还是资本制，都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程度上使两极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化了。尽管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收入分配领域出现了有些学者指出的所谓的“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是在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下的“有产阶级”，他们仍然处于从属于资本的地位，仍然受资本的剥削和奴役。所以，财富分配两极化倾向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仍然存在着占有巨额财富的当代资本家阶级，也存在着拥有一定财产的现代工人阶级。

　　马克思对两极分化产生基础的分析，无疑是科学的。他深刻说明了私有产权制度是两极分化产生、存在和延续的制度性根源，揭示了私有产权制度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内在关系。但是，如果从市场经济一般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与两极分化并没有必然性联系。虽然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的产权边界要清晰、明确，但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市场化改革国家的实践证明，公有产权、特别是国有产权与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兼容性，而且它们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存在是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要求。所以，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具有导致两极分化的必然性。但是，市场经济的确要求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按照效率原则来进行，收入差距拉开也就成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自然现象。任由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分配，收入差距扩大到贫富差距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对处于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国家或地区来说，收入差距拉大乃至出现贫富差距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导致贫富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有的是法制不健全、不完善，从而对收入分配领域的监督和约束乏力；有的是在体制转轨初期“商机”的大量“突现”及收入分配机制“聚变”带来的超额利润；有的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是产业、行业发展不平衡；有的是文化技术水平的高低差异；有的是违法违规经营；等等。

　　然而，贫富差距的存在并不等同于两极分化的出现。虽然两极分化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结果，两者也有着前后承递的联系，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区别，这可以从质、量和发展趋势等几个方面的基本规定性来看：

　　第一，从质的方面看。两极分化表现了富有者对贫穷者劳动的无偿占有，体现了富有者和贫穷者之间在分配关系上的对立和根本利益上的矛盾。两极分化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现象的存在，从根本上讲是劳动依附于资本权力的结果，以及基于资本权力之上的政治或经济权力对剩余劳动无偿占有的结果。在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下，市场的自发性调节和收入分配机制的不健全，会导致收入分配规则和收入分配形式的扭曲，富者会越来越富，贫者会越来越贫，两极分化也就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极分化是资本权力作用下收入分配不公正的结果，体现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正性。

　　第二，从量的规定性来看。两极分化反映了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目前比较流行的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五等分比差法、十等分组分析法、泰尔指数(Theil index)等分析收入差距的技术和方法，都可以在量上或收入构成上反映收入差距或贫富差距的具体情况，尽管这些分析指标仅仅局限在量的方面的测定，但在说明贫富差距的具体程度上，无疑是科学有力的。当这些分析方法显示出贫富差距相当大的时候，例如基尼系数显示出超过0.4，是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的差距过大，就具有两极分化的特征。基尼系数可以反映收入差距的程度，五等分比差法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低收入层分别占有收入的比重和富有者与贫穷者在社会中的比重和构成。例如富有者在人口数量上一般比重达到8%～10%。中国目前的高收入、高消费人数及财富占有者都不足1%，城乡贫困人口占到总人口的4.6%左右。因此，轻易根据这种状况作出两极分化的判断，就会出现很大偏差。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贫富差距都是两极分化，也不是所有不公正的收入分配都会导致两极分化。如果贫富差距程度较轻，或者贫者和富者没有在数量上达到一定的比重，即使是收入分配有些不公正，也不能说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

　　第三，从“两极”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来看，两极分化反映了贫富阶层的出现和社会阶层的改变，一方面，富有者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日趋增大，不仅表现为富有者群体的出现，而且形成了一个富有者阶层。他们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作为一个颇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而存在。另一方面，与富有者阶层相对应的是贫穷者阶层(当然这里的贫穷，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且他们也作为一个稳定而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极分化与贫富差距的主要区别是，贫富差距是特殊的收入差距，是收入差距发展到贫富群体出现后的表现形式，而两极分化则具有阶层或阶级性质，是贫富群体作为一个阶层或阶级出现后，影响到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并且贫穷者和富有者作为两极对立的利益共同体存在于社会阶级结构之中。所以，当一个社会即使已经出现了贫富差别，但富有者只在整个社会中占极少数，还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共同体和社会力量影响到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贫穷者尽管作为一个从经济角度来看的弱势群体存在，尚不能作为现实的能够危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而存在的时候，是不能称之为两极分化已经存在的，即使“贫”、“富”差别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极分化是一个阶层特别是阶级概念。

　　第四，从发展趋向的规定性来看，两极分化所表现的是贫富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贫”通常表现为相对的贫，只是相对于富有者阶层财富增长的速度或相对于社会财富增长的速度来说，贫穷者群体在社会总价值“蛋糕”中，所分得的量越来越少。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极分化本身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我们绝对的将贫和富理解为向“两极”的发展，特别是将“贫”理解为“赤贫”或绝对贫困化的话，显然是片面的。

　　第五，从社会承受力的规定性来看，两极分化反映了一个社会因收入分配不公与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社会承受力是一定时期社会对某一限度的贫富差距及其各种效应的容忍能力和接受能力。社会承受力主要表现为居民的心理承受力。居民的心理承受力是一种在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多种因素共同制约下形成的心理张力，它因国别、环境、时期而异。社会承受力无非是居民个体承受力的集合，并最终通过个体行动表现出来。因为居民并不是以经济学家手中的数字作为自己对社会现实及政策满意与否的判断标准的。所以，如果说收入差距扩大到相当大程度、但仍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属于贫富差距的话，那么，两极分化则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从而向两极发展引起社会动荡不安的可能性。

回答2：

缩小收入差距不要开错药方”2006年10月20日《财经》杂志吴敬琏的文章说，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在对公共财富和公共产品的关系上机会不平等造成的

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近来，有些人把收入差距的这种不正常的扩大，归因于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和中国领导80年代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方针。他们说，市场化改革过分强调效率，导致贫富差别扩大和平等的受损；他们的具体主张，则是限制企业主、中高层经理人员、专业人员等“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对其课征高额累进税。

我认为，上述分析是缺乏根据的，据此提出的对策更存在方向性的问题。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针对计划经济时代占有统治地位、上世纪80年代仍旧有广泛影响的平均主义思想提出的。当时，平均主义不但在国有企业中造成消极影响，而且对农民和民营企业创业致富构成了严重的思想障碍。旗帜鲜明地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于拨乱反正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方针导致贫富悬殊的人们的逻辑，是把公平和效率对立起来，宣称平等和效率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负相关关系。

平等和效率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的理论，最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一个巨大的权衡》一书中提出的。然而奥肯在书中说得很清楚，他所考察的，是结果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机会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前者的确是负相关的，后者却不是负相关。机会平等使有才能的人有动力、有可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有利于效率的提高。而机会不平等会抑制人们才能的发挥，因而对社会效率的提高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我们一定要分清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平等，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

那么，在当前的中国，过大的收入差距有多少是来自机会的不平等，又有多少是来自在机会平等前提下由各人的能力不同、贡献不同所造成的结果不平等呢？许多证据表明，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在对公共财富和公共产品的关系上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大众所切齿痛恨的，也正是这种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贫富分化。而腐败和垄断，就是机会不平等的主要表现。

腐败的具体数额往往难以直接度量。南开大学的陈宗胜教授提供过一个间接的数据，即不计非法收入，1997年中国居民收入的整体基尼系数是0.42；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和其他非法收入后，上升为0.49——二者之差为0.07。 0.07看似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很可能正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另据一些经济学家估算，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全国租金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率达30%左右。虽然1992年以后，商品价格放开导致一部分租金消失，但信贷资源的配置仍然不同程度地受到各级政府的影响；规模极大的土地批租权力掌握在各级政府官员手中；而且，行政部门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控制在世纪之交再度加强。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几乎无处不在的寻租活动的温床。因此，腐败活动猖獗的形势也就不可能得到扭转。

另一个使得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是某些垄断部门或垄断企业利用自己对市场或公共资源的垄断权力取得高额收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前，中国各级政府曾在大约30个产业分别设置了程度不等的进入限制，部分企业由此获得了大量垄断性暴利。虽然近十年来，中央政府一再重申大部分产业和市场领域要对私有企业开放，但实际进展并不顺利。与此同时，某些企业拥有很大的市场权力，而当局的反垄断执法不力，甚至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以上种种，都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在这样明显的事实面前，把我国收入差别的严重扩大归因于市场化改革，显然是做错了诊断。至于不是把缩小收入差别的文章做在铲除腐败、消除垄断上，而是做在限制合法收入上；不是把矛头对准贪官污吏、“红顶商人”等腐败分子，而是对准企业家、经理人员及其他专业人员，则完全是开错了药方。

当然，机会平等条件下的结果不平等问题也应当认真对待。我认为，在这方面马上可以做的，一是建立包括农民在内的全民最低收入保障；二是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这都是目前国家财力完全能做到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此，我再次呼吁尽快把这两件事情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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